在广西南部壮族民间，将当地能够与仙对话的人称为魓末。当人们感觉不舒服、发疯或者生病，就前去魓末家中拜师立坛，以期恢复。

作者黄钰晴在 2019 年夏天，前往南宁实习，认识了左江当地的“魓末”阿雷。阿雷是在少年时期，出现“出仙”的症状，从而踏上修仙做“老师”之路。当地做魓末的年轻人不少，每次仪式都会聚在一起，互相帮忙，他们甚至发起了线上社群，互相分享业务。

魓末所做的仪式多被称为“天琴仪式”，原因在于魓末所使用的法器是用葫芦做成的天琴和铜环。龙州县从 2007 年起开始为天琴文化申遗，却始终未能成功。直到 2018 年，事情开始有了变化。

今天单读分享黄钰晴的非虚构作品《夜班老师》的上篇，本文是 Matters Lab 与文艺复兴基金会发起的「在场·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的第二季获奖作品。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无可避免地走进同一模式的浪潮，关于人们的职业、传承和命运，依然有故事可讲。在震耳欲聋的喧嚣中，需要留下所有在场的声音。

夜班老师

—— 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夹缝中做巫师（上）

撰文：黄钰晴

编辑：谢丁

一

突然发疯的少年

阿雷的故事，他自己讲得很熟练。他说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母亲生下他不久就外出打工了。他还没有扁担高，就得开始挑水干活。当然，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村里的孩子都早当家。奇怪的是他的梦。他说，总有一些鬼神出现在他的梦里，跟他说话。不做梦的时候，他隔三差五抱着一根棍子或者柴条念念有词，做出弹拨琴弦的动作。没人知道他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他去上学，同学们说他是神经病，都不跟他玩。所幸那会儿他的奶奶还在世，虽然村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但奶奶知道传统怎样应付奇奇怪怪的事——去问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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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问仙，就是问神仙。但普通人是没法和神仙对话的，得通过一些“老师”。“老师”是扶绥人对于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尊称，类似于“师父”。

一位“老师”给阿雷做了一场仪式。传统很灵，阿雷有段时间没再发作，家里人松了一口气，以为就此太平了。

然而没过多久，阿雷发现自己又开始“不正常”了。他时常迷糊，嘴里说出一些他自己也不懂的话，还满地乱捡东西。上了初中，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在学校待不下去，上到初二就辍学了。村里的年轻人，读不成书无非两条路：当兵或者去打工。阿雷去了省城，和父亲在建筑工地做装卸。但是没过两年，他故态复萌，觉得全身不舒服，又跑回了家。

回家又能怎么办？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姐姐在卫校上学。农村不养闲人，他无事可做，只好每天跟着伯母去种地、砍麻杆、背柴。

有天傍晚，他没去砍麻杆。晚上九点多，伯母回到家，发现他坐在床上神志不清，抖着腿，嘴里喃喃着别人听不懂的话，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体里控制他。家里人陆续回来，看到他自己去点了炷香，宣布他的兵马要去认卜利村的“老师”做师父。

附近的一些“老师”看了阿雷的状况，说这怕不是中邪，是“出仙”。

“出仙”是个壮语直译词，指神灵之力在一个人身上显现了出来，更多时候，这个词约等于形容一个人突然发疯。他们说，阿雷的祖上也有做“老师”的人，现在，老祖先所带领的阴兵阴马看上了阿雷，要选他做“老师”，教他“带兵马”。

家里人大为吃惊，阿雷才十四岁，怎么好做这样的事？但显然，那些阴兵阴马并不肯消停，阿雷“疯”的时候也越来越多。最后，阿雷的家人依照“兵马”的指示，前往卜利村找到了后来成为阿雷师父的“老师”陈文和。

但和“兵马”所希望的不同，阿雷的家人请求陈文和先做个法事，暂时封住那些“兵马”，至少拖到阿雷成年结婚。阿雷后来猜测，这是因为“做这一行比较难找老婆。”

按家人的意愿，陈文和做了一场仪式，仪式上要用到一只公鸡，传统称为“金鸡”。按照传统，如果最后杀鸡占卜时，鸡头朝向师父，就说明仪式成功。但这场仪式的最后，金鸡扑腾一圈，鸡头一直固执地朝向门外。

陈文和摇头叹气：“封不住了，那些兵马要来了。”

传统就是这样的。阿雷说，这意味着花婆已经接到了令牌，这个人是要做“老师”了。花婆，壮族民间体系中最重要的神灵之一，老师们也尊称她为花王圣母，她掌管所有老师在神界的“户口”。

在家人的不情不愿中，十四岁的阿雷立坛拜师，踏上了修仙做“老师”之路。

二

初识阿雷

我第一次见到阿雷是在 2019 年夏天，那时我还在读研，暑假在南宁的一个博物馆实习，认识了来自广西南部左江流域地区的老乡吴滨老师。吴滨和阿雷相熟，得知阿雷要做天酒仪式，邀我同去。虽然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天酒仪式究竟是什么，但作为一个影视人类学学生，我全身所剩无几的学术细胞都在提醒我，这肯定是一个绝佳的民族志电影题材。

我们驾车从南宁出发，下了高速，又走了近一个小时尘土飞扬的县道。吴老师在车上放了一段天酒仪式的唱段，跟我说这是仪式中的“过海”部分。我完全听不懂那些古语，心里默默旋出了很多问号：过海？我们这里有海吗？

电影《热带往事》

我们正经过的唯一的海是蔗海。盛夏里，甘蔗田仿佛缓流舒展的碧绿海水，在我们四周涌动。扶绥位于广西中南部，是左江流域最东侧的县份，也最接近首府南宁，拥有左江流域罕见的广阔盆地。它和左江流域的其他诸多县份一样，以甘蔗为主要经济作物，兼种速生桉。

我们拐进乡道，路过许多檩上碎瓦已坍出窟窿的黄泥屋，泥墙上刷着半截掉色的白漆标语：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下午的村庄显得分外寂静，只有老牛在龙眼树的浓阴下缓慢咀嚼着什么。

吴老师说他老家就在阿雷隔壁村。但在一个又一个相似的村子掠过后，他也开始嘀咕：“是这条路吧？”就在我们几乎疑心已经迷路时，草丛里出现了一顶悬挂彩带、被花式剪纸装饰的小棚。吴老师说：“呐，雷老师在那里。”

我转头向窗外望去，几个披着花花绿绿“床单”道袍的道士站在棚子附近，我正在猜哪位是阿雷，就看到一个穿着 T 恤和运动裤的年轻人跩着拖鞋朝我们走过来。

他最多比我大一两岁，白白净净的梨形脸，勉强可以算是浓眉大眼，身形微胖，看起来不苟言笑，他拖鞋上印的小黄脸倒是笑着。吴老师和他讲普通话：“我把车停你家哦？”

“都得。”阿雷扒着车窗，同样用普通话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我们开车进村。阿雷邀请了好些不同地方的“老师”来助阵。全村都布置了道场，我们邂逅他的地方正是进村的路口，村里的大榕树、祠堂前也都安了彩棚和一些幡旗，有村民和老师在旁边忙碌。

阿雷的家是一栋三层小楼。和村里的其他房子一样，除了一层灰色水泥涂层，没有任何外表装饰。门边堆着一摞晒干的褪色麻杆。我们从面朝公路的一扇小门进屋，进门看到了一张床，上面堆满杂物，床下铺满玉米，这不是客厅——好几个月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扇门是阿雷家的后门——他的房子遵照了“老师”在私人空间上严格的方向设定，尽管正门面向的地方根本不通车。隔间背后是一个大厅，靠墙半空的架子上供奉祖先牌位，右侧放着一张四方八仙桌，桌上摆满了贡品：花式叠放的带叶芭蕉、火龙果、苹果，排成一列装满生米的碗，红黄两色糍粑，糖果和饼干被精心码在红玻璃高脚盘里，插了鲜花的花瓶，甚至还有透明玻璃瓶装的各色鸡尾酒。桌子上空悬挂着串连的彩色千纸鹤和纸花，还有一头插满红香杆的青木瓜。

此刻阿雷家里已经人声鼎沸。不少村里人在厨房里忙活，大部分是中老年女性。吴老师用本地壮语和他们一一打招呼。没多久，阿雷回来了。在一大群忙里忙外的老人里，他显得异常年轻，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甩着拖鞋穿行于家里的大厅和厨房，威风八面地指挥姑姨婶婆们准备祭祀用的材料和食品。村里人都恭恭敬敬地称他“老师”。

吴老师向阿雷介绍了我，他不冷不热地点点头，表示认识了。我跟他半开玩笑地说，以后我可能想给他拍纪录片，他漫不经心地听着，一边顺手布置大厅里的祭品，不时给来问他的人吩咐事情。就在我捉摸不透他到底对我的建议是个什么态度时，他斜我一眼，轻描淡写丢下一句：“可以啊。”

我愣了一下：好家伙，这以后可怎么拍。

阿雷没有再理我们，又投入到准备仪式的人群中去了，丢我独自在一堆不认识的装置面前发呆。尽管我和阿雷都出生于广西南部的左江流域地区，按之前壮族学者对地方文化的分类，我们是“一个文化圈”的人，但在这样一个“老师”家里，我还是十分迷茫。

而且，阿雷和我记忆中的“老师”也不大一样。

三

熟悉又陌生的魓末

对于我们这代壮族年轻人来说，“老师”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存在。不同于太阳底下的教育工作者，我们的“老师”不是一份可以行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职业。人们提起他们，往往讳莫如深，一如人们对待民间信仰——我们需要，但应当秘而不宣。

在广西南部壮族民间，“老师”可大概分三类。

一类是道，从业者称道公或者师公，他们受道教的影响最深，仪轨规范，使用汉文经书，常常在葬礼上出没，为人送走晦气，或者把人送走。

其他两类可以被理解为民间巫师，需要“出仙”才能做。你会从他们那里听到很多类似的人生故事：忽然有一天感觉不舒服，发疯或者生病，直到拜师立坛才恢复。这些民间巫师据说能够与鬼神通灵，穿行于阴阳两界。他们还尤其喜欢“上夜班”——总是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