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人，他虽然长着一张洋面孔，却拥有一颗最标准的“中国心”——他2岁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八十多年几乎都生活在中国；他42岁时选择加入中国国籍，49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少数几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裔；他一生多次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多代党中央领导人的会见，并与宋庆龄成为挚友，成为唯一一个被其本人允诺撰写宋庆龄传记的作家；90岁去世后，他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他是一名生在国外、长在中国、葬在中国的中国知名作家、记者；他的名字很有名——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常被误认为是另外一位美国亿万富翁，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两人相差十万八千里。
为方便阅读，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以下简称为“爱泼斯坦”。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一、犹太人在中国
爱泼斯坦是一名犹太裔，犹太民族的高智商全世界闻名，但不幸的是，爱泼斯坦出生在了一个不和平的时代——1915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反犹狂潮中，爱泼斯坦一家辗转来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当时是1917年。
当时的哈尔滨其实更像是一个俄国味道的城市，或者更准确说是西伯利亚味道的城市，因为当时哈尔滨连街道的名字都是俄文。爱泼斯坦就跟着父母居住在哈尔滨城里一座俄国风格的，木结构的房子里，外面还有一个小院子。
在哈尔滨的整整三年多时间里，爱泼斯坦虽然生活在中国，却几乎与中国没什么关系——他学的是俄语，看的是俄国书籍，感受的是俄国文化。这是他的父辈为保护自己免于迫害的一种特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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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哈尔滨街头
1920年，爱泼斯坦跟着家人从哈尔滨迁到了天津——这里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说在哈尔滨，爱泼斯坦的世界是俄国式的；那么在天津，爱泼斯坦的世界则换成了西方式，更准确说是英美式——他们住在英国租界里，爱泼斯坦最擅长的语言从俄语换成了英语，看的电影从俄语换成了英语，看的书籍从俄国换成了英美。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时西方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很流行，中国仿佛就是“落后”、“愚昧”、“贫穷”的代名词。爱泼斯坦虽然在天津生活了18年，却期间从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中国书籍，看过任何一部中国影片或戏剧；他虽然生活在中国，却被完美地封闭在了租界里。这是半殖民地时代在华外国人的典型生活状态。
不过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爱泼斯坦有一个很“清醒”的父亲——他时常会主动给儿子讲述中国的悲惨现状，讲述中国人民正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比如北伐战争，爱泼斯坦一家统统认为这是一次正义之战，而事实上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天津外国人家庭中是极其罕见的。因为父亲，爱泼斯坦从小拥有很强的反殖民主义的同情心。
当时他的父母也许并没有料到，自己的儿子以后会成为一名中国人、会永远生活在中国。
▲1934年，青年爱泼斯坦担任《京津泰晤士报》的记者
二、参与中国革命
大约从记事起，爱泼斯坦就梦想成为一名记者，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成功实现了——他成为两个英文刊物的兼职撰稿人，一个是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办的北京月刊《民主》，一个是由宋庆龄幕后支援的上海杂志《中国呼声》。
通过这段工作经历，爱泼斯坦与斯诺成为了一生的好友，同时也成功引起了宋庆龄的注意。不过当时爱泼斯坦并没有见过宋庆龄本人，更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了宋庆龄的挚友。
大约是1937年7月末，年仅22岁的爱泼斯坦还干了一件足以在中国革命史上留名的“好人好事”——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成功帮助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以及两外两名党内同志，一起离开了被日本炮火轰炸的天津。这是过命的交情。
▲邓颖超与爱泼斯坦在中南海
当时邓颖超正在北京治疗肺结核，“七七事变”爆发后，邓颖超离开北京，迫切需要即刻返回延安，但怎么走呢？这是一个大麻烦。为此，她找到了曾在延安见过的美国记者斯诺，后来，斯诺又带着邓颖超找到了爱泼斯坦，请求他帮忙购买从天津到去上海的船票。
当时爱泼斯坦并不认识邓颖超，只知道她是一名中共高级领导人，但当时他没有犹豫，成功帮助邓颖超等三人买到了去上海的客轮票，在一片炮火中逃离了天津大沽口。后来，邓颖超辗转回到了延安。
这本是一件大好事，但事实上爱泼斯坦从没有对任何人提起，直到1973年，在斯诺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仪式上，邓颖超突然走到他面前，追述了35年前从天津脱险的那段往事。当时邓颖超说话的声音很大，似乎是故意的，就是要让周围人都听到，爱泼斯坦后来终于明白了其深意。（当时爱泼斯坦刚从监狱出来，身份还比较敏感，很多人不敢和他接触，邓颖超此举是为了打消其他人的顾虑，让爱泼斯坦可以顺利恢复正常生活。）
▲爱泼斯坦采访邓颖超。
时间来到1944年。2月，在多方的呼吁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同意了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巧合的是，爱泼斯坦也是其中一个。5月末，他们乘着一艘平底木船，听着船夫的号子——黄河大合唱的基调，跨过了奔腾的黄河，正式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延安。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一个半月，直到7月中旬才离开。
多年后，爱泼斯坦在自己的著作《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回忆了当初抵达延安的情形：“我们一路上所遇见的农民看来都能丰衣足食——有的人衣服上还打着补丁，但没有衣衫褴褛的样子。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躲开，如果躲不开就愁眉苦脸地瞪眼看着他们，但在边区，在我们这支部队休息的地方，景象就完全不同.....老百姓对待这些战士，就像对待出门在外的自家人，要让他们好好休息，还要让他们开心。”
延安老百姓的热情、淳朴和善良，让爱泼斯坦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很好的印象。
▲1944年，爱泼斯坦作为“中外记者采访团”的一员，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采访。
在延安，爱泼斯坦采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其中让他印象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无疑是毛泽东。爱泼斯坦对毛泽东的平易近人、自信善言感到震惊。
当时毛泽东走在延安城内，从来不带警卫，随时随地跟老百姓攀谈；同记者团合照的时候，毛泽东也不会刻意站中间位置，向来是随便找个位置站着，有时站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后边；接受爱泼斯坦采访的时候，毛泽东也从来不限定时间，有时甚至会延续好几个小时，这让爱泼斯坦非常喜欢；采访中，爱泼斯坦常常会遭到毛泽东反问对一些时事的看法，所以爱泼斯坦明着是采访毛泽东，却常常被毛泽东反客为主，这也让爱泼斯坦佩服至极。
▲1944年在延安，毛泽东会见爱泼斯坦（前排右二）和其他外国记者。
不过最让爱泼斯坦印象深刻的，还是毛泽东强大的分析问题的能力——他能将非常复杂的政治军事问题简单化，简单到一个从没有上过学的农民也能听懂，这是他的能力，也是他的魅力。比如当说到共产党部队的军需供应时，毛泽东诙谐幽默地说，中国人民的军火库不在中国，而在美国，蒋介石就是我们运输大队的大队长，“帮助”我们把军火从美国运过来。
临别时，爱泼斯坦获赠了一张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画像——这是在延安照的，画像上的毛泽东神采奕奕，显得聪明睿智，富有领袖魅力。后来，这张照片一直被爱泼斯坦珍藏着——不管是1945年到1951年住在纽约，还是1951年回到北京后，一直都挂在客厅的墙上，直到晚年去世。期间，爱泼斯坦甚至还骄傲地将其带外国去展出，让那些没见过真人的外国人，也可以领略到毛泽东的魅力。
▲1944年，毛泽东接受爱泼斯坦采访后，将一副亲笔签名的画像赠送给他，这幅画一直挂在爱泼斯坦家中。
三、加入中国国籍
从1945年到1951年，爱泼斯坦在美国居住了五年；1951年，在宋庆龄的邀请下，爱泼斯坦决定返回新中国，帮助宋庆龄筹办英文杂志《中国建设》。
当时中国正值战后恢复重建的时代，爱泼斯坦也热情投入到了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潮中——他每隔两个星期，都会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用扁担把泥土往山上挑，用小车把石块运到山坡上，活儿很累，但心情很愉快。他还参与了短期的插秧、割麦、荒山造林、挖运河等劳动。
这是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的行动，这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普遍精神状态，爱泼斯坦积极投入进去，并享受着快乐。
后来在担任《今日中国》编辑的期间，他于1957年自愿加入了中国国籍，后又于1964年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少有的几个外国裔共产党员。期间，他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被邀请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编辑工作。
▲1964年，毛泽东接见参加《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工作的专家，左三为爱泼斯坦。
不过后来，随着形势发生变化，爱泼斯坦也遭遇了严峻考验。1968年3月中旬，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中，爱泼斯坦和妻子被关进了监狱。他在铁窗里待了五年时间，期间他的母亲在国外去世，他没有办法亲自到现场悼念，这是他终生的遗憾。
五年后，1973年爱泼斯坦得到释放。出狱后，爱泼斯坦又回归往日的生活中去。令人钦佩的是，遭遇了如此厄运——他的双腿受到严重损害，稍微活动就会颤抖、发僵甚至痉挛；他的心理常常陷入抑郁，但爱泼斯坦并没有因此而心生怨恨。他在写给国外朋友的书信中，依然声情并茂，热情地歌颂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维护着祖国的尊严和荣誉。
▲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