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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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
如何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
好的生态不是免费午餐
试想一下，如果四川水土流失严重，上海人将面对什么样的黄浦江？如果内蒙古沙尘四起，北京人还能见到纯净的天空吗？
“我们现在也注意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自然、资本、生态补偿以及生态服务定价或者绿色预算、核算等。这些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其基本的理念就是—环境是有成本的，并且应该把它加入主流的决策过程。它不仅关系环境本身，还事关决策。”巴基斯坦环境保护部原部长阿明说。
如何在自然资源定价的基础上，通过跨区域的合作方式，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解决共有自然资源的定价问题？在6月26日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绿色政策工作坊—横向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主题论坛上，这是与会专家关心和讨论的话题。
“青山绿水”与“金山银山”需要生态补偿守护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科学确定生态保护者与生态受益者的权利和义务。加快形成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在《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引导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之间通过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实施补偿。
“生态补偿在中国不是新事物，已经研究跟实践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了。”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说，所谓“上游青山绿水饿肚皮，下游吃香喝辣要减肥”。长期以来，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系统退化严重，环境污染触目惊心，资源环境压力前所未有，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绿水青山要守住，金山银山要建设。”王金南认为，生态补偿机制是“青山绿水”保护者与“金山银山”受益者之间的利益调配机制。
2005年，中国出台“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十二五”规划纲要则提出，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推行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加快制定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雨果有句名言，“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阿明说，“如果看一下环保领域，可以说生态补偿的理念已经成熟了，它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巴基斯坦，环保部门尝试把环境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通过对环境退化进行成本核算。阿明举例说：“红树林是有价值的环境资源和资产。在印度洋海啸之后，许多红树林都受到了严重破坏。为此，我们建立了面向未来的红树林这样的合作项目，来研究红树林这样的自然资源真正的经济价值。”他还了解到，英国政府每年的年度预算都有绿色预算，也就是跟环境相关的预算，研究哪些自然资产是需要考虑的、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并对成本和效益进行对比和计算。“关键是如何将这种理念和实践在发展中国家变为主流。”
生态补偿与公众期待还有差距
如何以最低的资源、环境成本确保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将资源、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自然，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这绝非易事。
“生态补偿这一问题讨论了很多年，说来容易却做起来难。”王金南表示，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是明确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义务、使生态保护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制度。
王金南表示，目前，我们国家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必须关注为什么要补、谁补谁、补多少、怎么补、资金从哪儿来、效果如何等六大环节。“生态补偿目前存在管理多元化、政策碎片化，责任主体、分工不明确，管理交叉等问题。”他坦言，中国生态补偿与公众期待还是有差距。目前，中国各类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和资金已达到相当规模，但一些政策未进行梳理与整合，导致现有的各类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存在交叉或重复现象，对生态保护的引导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试着想找到过去十年市场在生态补偿中扮演的角色，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看到。”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说，就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来说，目前中国呈现双重市场失灵的特征，因此必须建立生态补偿的市场，并且保证它高效、正常的运转。
市场与政府须“双轮驱动”
“云南的抚仙湖有超过200亿立方米的蓄水量，其市场价值却少得可怜，使用价值也很低。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价值却很大，中国不能失去这样大规模的高质量湖泊。要保住这样的湖泊，政府必须作为。”齐晔认为，市场本身并非生态补偿最重要的工具，政府在资源分配方面，更应该扮演好创造市场、并保证市场公平的角色。
齐晔表示，在推动生态补偿过程中，要注意层次分明，让市场有所作为，还要让政府发挥其能力、承担起责任；需要设立机制，让不同的区域形成协同效应。“政府的角色是创造市场，并保证市场能够扮演其公平、恰当的角色，特别是在资源分配方面。”
在王金南看来，在生态补偿上，我国应建立市场补偿机制和政府补偿机制的“双轮驱动”机制。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如管理多样化、重复补偿等现象，政策没有形成长效机制等。他建议，今后要从国家、省、地区三个层次建立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加快推动生态补偿立法与技术规范制定，推动横向生态补偿，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
王金南建议，继续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偿力度，逐步提高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效果评估制度，完善生态保护补偿绩效考核机制；对于一些重大工程，建议适当整合渠道并将补助期限延长，确保相关居民顺利转产。
全球环境基金主席石井菜穗子说，应当通过市场机制补偿生态发展，通过国家、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实现生态补偿长效性。
“国家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四种不同的补偿方式：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还有共建园区。可能某些专家认为，从制度上建设来看，这样一种补偿很难实现一体化。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完全机制化的补偿办法还在形成过程中，在此情况下，我想采取多样化的办法，体现补偿的要求也有一定的作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二局局长尹艳林说。
给公众一个深入自然的理由
中国气象报记者 赵晓妮 杨春竹 通讯员曾居仁
6月底的贵阳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一派绿意，风一吹，云和水都在动。
“我们要给公众一个理由，让公众理解为什么要去自然，为什么要去森林，为什么要去湿地。”
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上，北京林学会副理事长王小平表示，需要挖掘生态保护和治理的价值，提高公众参与度，“挖掘、保护、恢复和发展”。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韩国生态旅游协会会长金星一亦有同感。讲起韩国的恢复森林政策，金星一认为有三个因素保证该政策的成功实施，首先便是强有力的领导，“历届总统都非常支持森林恢复，将水资源、森林资源保护作为政府优先的任务”；其次是在经济方面的协同增效，让所有资源都能够参与进去；第三是新村运动，“就是老少参与，所有人皆是其中的一员，实现环保和节能”。
当然，生态治理并非易事，比如太和江的恢复就经历了艰难历程。太和江横穿蔚山市，而蔚山是韩国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从1960年到2000年，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到2000年出现了很多工业园，人口急速增长，经济发展迅猛。
“但城市发展是有代价的，那里的河流已经变成了死河。”金星一说，“于是他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恢复，我曾与一个官员聊天，他说他们投入了10亿美元进行修复和改造。”
2002年，蔚山市开始治理太和江，首先截污阻排，阻断污水流入太和江，疏浚8.8公里的淤泥带，拆除混凝土河堤，建成绿色堤岸，征收河两岸44万平方米土地，建成了沿江步行道、足球场、公园和自行车路。除了巨额资金，金星一认为，公众参与是推动太和江恢复成功的关键，公众负责清洁、植树、运营等。“现在我们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