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世德堂本《西游记》“陈元之序”的分析, 康光禄就是唐征鹤, 征鹤的父亲唐顺之是唐宋古文大家, 既擅作古文, 也擅作今文, 《西游记 》既是一部证道书, 更是史书, 其“史”的性质在于三藏隐涉的是嘉靖皇帝, 三藏取经故事隐射的是嘉靖皇帝南巡, 孙悟空是唐顺之的自我写照, 《西游记 》的原作者就是唐顺之。

笔者在《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文章《读陈元之序》中, 分析了唐光禄就是唐鹤征以及鹤征之于《西游记》的关系。但是鹤征并不是《西游记 》的原创者。如果有人因此认为鹤征是原作者, 那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至多只能说, 他是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的改写者, 或用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 最后的写定者。那谁是《西游记》的原创者呢?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 一向的意见以为并没有什么原创者, 因为小说是经过了从宋代到元代到明代长期演化, 世代累积而成的, 是民间艺人集体共创的成果。这样一种说法普遍为大家所接受, 迄今未见有人提出过质疑。

然而笔者现在要指出,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唐僧取经诗话》固然可以追溯到宋代或者更早, 但是却和明代的 《西游记》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所见的百回本《西游记》, 是源自于一种 16世纪中叶创作的“古本” , 而这一“古本”的作者就是鹤征的父亲唐顺之(1507 -1560)。

大家肯定会非常怀疑:怎么会是这样呢? 有什么根据没有? 根据就是陈元之的序啊! 但陈序不是直截了当地指名道姓, 却用了不少扭曲或隐晦之语把真相遮掩起来, 故不是很明白地就能看出来。否则, 无须到现在才来作这个考证, 问题大概早在胡适的时代就解决了。

一 、唐顺之其人

唐顺之在明代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不过现在已不是一般年轻人所耳熟能详的名字了。中文系的学生大概还都知道, 他是明代的唐宋古文家。文学史教科书里一般都有专节论述他, 把他和王慎中并列, 或再加上归震川和茅鹿门, 称之为“唐宋派”。但没有一本书提到他和《西游记 》的关系,更不要说他就是《西游记》的作者了。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

唐顺之, 王慎中等人既如此轻视感情, 鄙薄文学, 他们 在文学创作上, 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可观的成果。唐顺之早期的诗歌, 还较讲究艺术形式, 如《元夕咏冰灯》诗, 虽不见如 何出色, 对词藻、 色泽的运用尚属巧妙。但连这种诗他后来 也弃之不屑为了。

章、 骆两先生的书大概可以说代表了比较新的观点, 所以难 怪尽管自 80年代以来, 对《西游记》作者问题的探讨一直颇 为热闹, 大家却一直没有把目光投向这位失宠的作者。

倒是过去的钱基博先生, 对顺之颇有好感。他在所著的《中国文学史》第六编第九节中这样说:

武进唐顺之, 字应德, 学问渊博 , 自天文地理乐律兵法以致勾股壬奇之术, 无不精研, 其文章法度 , 具见《文编 》一书, 所录上自秦汉以来, 而大抵从唐宋门庭沿溯以入, 分体排纂, 盖清姚鼐《古文辞类纂 》之所昉, 而辟清代三百年文学之径途者也。传有《荆川集》十八卷。集中书牍最多, 大半肤言心性, 多涉禅宗, 而喜为语录鄙俚之言, 殊为不取。惟《答曾石塘总制第二书》, 感慨振发, 学韩愈 《与鄂州柳中丞书》 , 逊其雄遒;而言外见讽, 意思深长, 则故过之。其他序记诸作, 则多简雅清深, 不失大家矩矱。而传志表墓之文, 最为可观。其尤著名者, 《叙沈希仪广右战功》一篇, 至八千二百言, 古今推为奇作。其中叙次历历如绘, 备极声色;《明史 沈希仪传》采之, 焯有生气。然自捕韦扶谏以下, 稍嫌枝蔓。所记诱缚岑金事, 虽曲折尽情, 而亦拉杂有小说气。其他叙事谨严, 确有史裁;而于故旧之际, 情韵不匮, 抑扬往复, 上接欧阳修, 下开 归有光, 在明 中叶, 屹然 为一大宗。

称其为明中叶“一大宗”, 而对于记叙沈希仪, 长达 8000余字的《广右战功》一文, 尤推崇备至, 认为 “叙次历历如绘, 备极声色” , 是古今之 “奇作” 。惟于其 “喜为语录鄙俚之言” , “亦拉杂有小说气” , 似有所不满。而这一点, 在此必须加以指出, 却正让我们看到了顺之作为一个古文家和作为一个小说家之间的联系。

不过, 最推崇顺之文笔才华的莫过于顺之的外孙孙慎行了。孙慎行(1565 -1636), 官至礼部尚书, 在《读外大父荆翁文集识》一文中曾这样称赞其外祖父的“今古”文章的:

慎行自少即闻外大父荆翁先生古文今文世世师也。已, 乃诵读今文, 爱玩之而不敢学。已, 又诵读古文, 爱玩之而益不敢学。

所谓“今文” , 乃指白话文。 钱老先生只能欣赏顺之的“古文” , 不喜其用“鄙俚之言”, 而孙慎行却认为顺之的“古文”和“今文”都堪为万世之师。孙并用“古文”和“今文 ”, 更清楚地显示了顺之既是一个优秀的文言散文家, 同时又是一个写通俗白话文的能手, 而这一点, 迄今为止, 很少有人注意及之。

顺之在《明史》中有传, 是和朱纨、 张经、 胡宗宪、 曹邦辅、 李遂并列在一起的。这显然是出于对他抗倭业绩的考量。但在叙其抗倭之后, 又专门称述其博学:

顺之于学无所不窥, 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 莫不究其原委。尽取古今载籍, 剖裂补缀, 区别部居, 为左, 右, 文, 武, 儒, 稗六编于世, 学者不能窥其奥也。为古文, 洸洋纡折有大家风。

并且又说其子鹤征:

亦已博学闻。

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西游记》名义上是写唐僧取经的故事, 实际上内容甚为丰富, 上至天文, 下到地理 , 人间天堂, 妖魔鬼怪, 飞禽走兽, 武功兵法, 草本炼丹, 无所不有, 无所不精, 可见作者须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 方可写得出来。顺之父子的渊博, 在明代大概是公认的, 故《明史 》上特别加以记载。我们读了《明史》和钱基博的 《文学史》以及孙慎行的文章后, 难免会有这样的联想, 这位能“古文”又能“今文” , 并能绘声绘影有小说家气的博学者会不会就是《西游记》的原作者呢?

但无论《明史》还是钱基博还是孙慎行, 只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让我们看到唐顺之和《西游记》可能会有的关联, 充其量只能算是排除了唐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这样一种偏见, 却无法建立他对于 《西游记 》的著作权。能够证明顺之为《西游记》的原作者, 舍陈元之序, 大概是找不出更为原始、 更为可靠、 更为权威的资料了。可陈序 又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得明白的, 所以我们必须先绕一个圈子, 做许多释“今典”的考证工作, 然后才能回过头来讨论陈序对此问题的说法 。

二 、《西游记》是证道书, 更是史书

让我们先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西游记 》究竟是一部什么书?

自明末清初以降, 差不多一律是把《西游记》看成是一部证道书, 故我们有《西游证道书》, 《西游真诠》, 《新说西游记》 , 《西游原旨》, 《通易西游正旨》等等不同的版本在清朝陆续地出版。直到“五四”以后, 胡适先生出来考证《西游记》 , 才把这种说法推翻。他在著名的《〈西游记〉考证》一文的最后说:

《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 和尚, 秀才弄坏了。道士说, 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 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 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现在我们把那些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等的“真诠” “原旨”一概删去了, 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至于我这篇考证本来也不必做;不过因为这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 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找 “微言大义” , 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 释, 道三教的袍子; 因此, 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 指出《西游记》有了几百年 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源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 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西游记 》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 复善谐谑”的大文豪作的, 我们看他的诗, 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 而绝无 “金丹”的道心, 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 神化小说; 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 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 我们也不用深求。

胡适的影响很大, 又有鲁迅的呼应, 所以“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并无微言大义”这样的观点便很快被大家接受了, 取代了“证道说”。时至今日, 仍有不少学者奉为圭臬。但我们且想一下, 我们写一篇小文章, 尚且会有一个目的, 更何况是一部大著作呢! 这就有如造一栋上海金贸大厦那样的摩天大楼, 却说是造着玩的一样, 谁会相信呢?

这样的两种说法, 一为证道, 一为游戏, 哪一种接近于事实的真相呢? 当然是证道说。陈元之的序说得很明白:余维太史漆园之意, 道之所存, 不欲尽废。

“太史”就是司马迁, “漆园”就是庄周。这不是明示我们, 《西游记》含有“史”和“道”的用意吗? “道”在序中可以有歧义, 以致现代有些学者狭隘地解释为全真派道教的 “金丹大道” 。但实际所指是一种儒释道三家合一的道, 即更为广义的道。故无名子在《西游原旨》跋中谓“明三教之一源也” , 实可谓深得其中之三味。但不管狭义之道还是广义之道, 均为哲理, 均属于“子”的范围。所以陈序在最后不言“道”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