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陵城南书院和潭州城南书院：摘录 录入者：袁晓红
(2013-06-13 17:10:55)
转载 毗陵城南书院和潭州城南书院
据相关文献记载，毗陵城南书院鼎兴于宋、明时期，入清渐逊未复修葺，憾在太平天国时遭乱兵肆摧而无存，民国时曾一度移名他地为城南中学（后名惠化中学、鸣凰中学）。
导 言
毗陵城南书院，不但是常武地区历史上的第一所正规书院，而且是宋代名书院，它是儒道理学在太湖流域承先启后的里程碑，“常州词派”、“阳湖文派”、“毗陵画派”领袖的基脉。本文阐述宋代理学宗师张栻讲学毗陵和潭州（今长沙），两地分别创建城南书院的始末，毗陵城南书院在常武地区文化教育发展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书院文化对后世的熏陶和影响。
在湖南长沙城南的妙高峰上，有一所因曾国藩、左宗棠、黄兴等清末历史名人在此修藏研读，谭延闿、徐特立、杨昌济、谢觉哉等近代名师在此执教，中共一大到会十三名代表中的毛泽东、何叔衡、李达、陈公博、陈潭秋、王尽美、包惠僧，曾先后在此任教或研学而闻名全国乃至海外的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被称为“名人摇篮”的一师，其建校史可追溯到八百余年之前，它的前身是建于宋代的、在中国书院史上享有崇高声誉的、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潭州（今长沙）“城南书院”。历朝以来，潭州城南书院“万众追师学，传承续薪火”，因此，一师被冠以“千年学府、百年师范”。
无独有偶，在毗陵（今常州）城南上店（今武进区南夏墅街道华阳村与湖塘镇南田社区接壤处），宋代也建有一所“城南书院”，而且与潭州城南书院建于同期。那么，二者之间仅仅是名称上的巧合，还是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呢？据考证，潭州城南书院和毗陵城南书院的创建动因居然出于同一人，它们的关系可谓一胞所系的“孪生兄弟”，当时，两座城南书院分立于中国东南湘、吴两地，双双齐名于南宋文坛，长期以来为儒界佳话雅说。今天，要理清这对孪生兄弟的建院始末，必须从宋朝的文化背景和南宋抗金名相张浚权柄潭州、其子张栻宦游讲学华夏东南说起。
隆宋崇文兴儒道 张浚入湘建书院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在政治、军事方面是“守内虚外”最软弱的时代，而在经济方面却发展迅猛，特别是文化教育方面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中国古代书院规制的定型也始于北宋，发展兴盛于南宋。书院，最初为官府或私家聚书藏籍之所，逐渐演变成为学者“坐堂论道”、士子寒窗求学的堂所，后又集典籍收藏、名师坐堂、士子培养、学术交流、评论时政、著书出版等功能于一体。在教与学方面，以播传儒学与道学（又称道哲学、理学）为主旨。在南宋时，社会上尤其推崇以“二程”（程颢、程颐）、“程朱”（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理学。理学，是南宋及以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巨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当时相继辈出的理学大师们“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所”，通过书院这个学术平台，传播他们的理论学说和治世思想。
潭州城南书院的创建源于张浚父子。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四川）人，唐朝开元时期名相张九龄之胞弟张九皋之后。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进士，历任枢密院编修、侍御史、川陕宣抚处置使、尚书右仆射（宰相）等职，为抗金派领袖。张浚“身传文武全才，心传圣贤绝学”，宋高宗评其“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国，无如浚”。宋孝宗赞叹“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朱熹赞其：“忠贯日月，孝通神明，盛德源于身。”张浚“相国惟忠，名标清史”（文天祥语）、“忠义勋名，中兴第一”（岳珂语）。宋绍兴十六年（1146），时权倾朝野的奸相秦桧“怙宠固位，惧（张）浚正论”，令台臣弹劾声望甚高的和国公张浚，因“皇为京惑”，张浚被降职为潭州（今长沙）郡守，张浚到潭州后，建宅于城南妙高峰作为合家之居。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后被复召入京的张浚以观文殿大学士衔再次出知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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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无多学，千年仅一翁。”张浚不但文才出众，“奥学妙于心通”，而且尤重儒道、理学之播传。他二次权掌潭州后，将原在妙高峰的家宅大规模扩建成书院，内置监院、讲堂、书楼、书房等六斋，又散纳湖、月榭、卷云亭、养蒙轩、丽泽堂等“城南十景”于园，并亲题“城南书院”匾。规模空前、恢宏典雅的城南书院建成后，其子张栻于乾道元年（1165）开始执掌书院、授徒传学。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他幼承家学，后从师南岳衡山“五峰先生”胡宏，胡宏得之门生甚为欣慰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栻潜心理学并自成一派，后为一代学宗，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张栻入主城南书院后，制订了详尽规范的教学大纲，贯彻“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力播儒教理学的主旨；坚持“盖欲成就人材”为经国济世所用的方针；强调“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后莫先于明义利之辨”、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的观点；采用“学者之于道，其为有序，其进有序”，学思并进的教学方式；推行“盖致知以行其道，而行精其知”，学为所用，修文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一时间，城南书院声名鹊起，求学者三千余众，成为了称誉一方的名书院。乾道三年（1167），中国理学巨擘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赴抵潭州访晤张栻，两位理学大师相见恨晚，彻夜长谈，切磋交流学识心得，十分投缘融洽。本意小访即别的朱熹竟然不愿离去，二人为普传理学于天下，决定联手在城南书院设坛会讲（学术报告会），朱、张轮番主讲长达两个多月，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学者之众，堪为中国古代学术交流的创举。
潭州城南书院以张浚、张栻、朱熹而驰名天下，在其后各朝曾几经修缮，始终为一方人文蔚起之地，与岳麓书院（张栻曾被聘为岳麓书院主事三年）一起，成为“湖湘学派”的代名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城南书院与湖南师范馆合并，称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次年改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湖南第一师范。潭州城南书院在八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为儒道理学的传承，经国济世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毗陵郡守重教育 盛邀宗师传理学
宋代毗陵（今常武地区）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广济，壤土膏腴，经济富庶。在人文方面更是英贤辈出，魁垒杰奇。宋大观三年（1109），天下贡士会试汴京，毗陵一地举进士者达五十三名之多，一时名震海内外。宋徽宗特赐《大观学校推恩诏》：“学校兴崇人才，乐育法备令具。劝惩已行，深虑有司失实，尚有遗才使不云乎？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戳，阅前日宾兴之数，较其试中多寡，唯常州为众……。”毗陵读书风尚之炽，正如“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之孙苏籀的诗赞：“延陵乃有能诗鉴，子路尤为少读书。习气未忘翻简册，白头稽古不应愚。”南宋著名学者、大诗人陆游曾撰文相赞：“……毗陵多先生长老，以善俗进后学为职，儒风蔚然为东南冠。”
毗陵之所以人文之盛不绝如缕，首先得益于邑内读书明经、向学之风炽烈的催生，而历朝郡守、县令重教育，兴学校之德举，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促进作用。北宋时，毗陵的州学、县学、书屋阶梯式教育体系已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赢得了“办学圣地”之美誉，王安国（江西抚州人，王安石之弟）曾赞扬毗陵的州学为“东南绝伟之观”。为了使郡内教育长盛不衰并提升整体水平，地方长官和郡内高望还遍邀宗师硕儒到毗陵讲学课徒。“程门四弟子”之一、著名理学家、闽学开山祖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福建将乐人）曾受邀在毗陵城东书屋（元初易名为“龟山书院”）讲学，并育毗陵弟子多人。后杨时被立为客寓毗陵的先贤，享祀于郡城。宋乾道七年（1171），时任毗陵郡守晁子健（嵩山人，字强伯）尤重邑内文事，他邀请讲师的标准极高，非全国文坛公认的大师不请。由此，时为“东南三贤”之一、并与毗陵有着历史渊源的张栻成为他的力邀之师。此期的张栻通过执掌潭州城南书院四年和受邀担任岳麓书院主讲三年，已经名声大震为一代鸿儒，朱熹赞其学问：“合周（敦颐）、程（二程）、张（载）、邵（雍）性道之渊源，天人之精髓，而独深其奥”、“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黄宗羲评价其“见识高，践履又实”；湖湘学派高士陈亮更是仰推：“乾道间东莱吕伯恭（祖谦）、新安朱元晦（熹）、荆州南轩（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而且，张栻与已经成为武进望族的张彦直一族（张九龄之裔）同祖同宗，张彦直四子皆举进士为朝中重臣，特别是三子张守，宋高宗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与张栻之父张浚同为抗金派领袖，合力对垒主和派奸相秦桧，张氏一脉分双枝，在朝携手共骧国，为振兴南宋双双立下汗马之功。同族之缘，父辈之谊，张栻或早有到毗陵访族亲之意，但因事务牵身未能如愿。他接晁子健邀请后欣然应诺，立即从衡山启程来到毗陵，开始他的讲学访亲之旅。张栻到毗陵后，晁守恭敬相待如圣，曾多次召集郡内雅望作陪，在郡斋设宴款待于他。宋《咸淳毗陵志》中存张栻所撰《多稼亭记》记述此事：“岁辛卯之八月，予过毗陵。甲寅，郡守嵩山晁强伯置酒郡斋……乾道七年九月壬申朔，广汉张栻记。”张栻在毗陵开课时，或是由于其族亲聚集城南的缘故，他把讲学所设在张守一族聚居地的城南前坟荡（今鸣凰小庙）以东上店一侧，今名“书院里”。不几日，当代大儒讲学毗陵城南的消息传遍江左，平江（今苏州）、荆溪（今宜兴）、润州（今镇江）等地的士子生员蜂拥而至，以亲睹席闻名师博学风采为幸事。据传，当年上店，穿街古驿车马塞道、青龙河内舟楫阻航。此状况从仲夏延续到深秋，累三月直至张栻课毕。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