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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为什么这么信任藏族的八思巴
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双向选择！
很多都天然的以为，1247年的凉州会盟直接奠定了，萨迦派在蒙元时期的政治地位。
但实际上，凉州会盟的政治遗产相当短促，阔端虽委托萨迦派管理西藏事务，并规定各地方官吏都必须听从萨迦官员之命，不可触及刑律，擅权自立。
只可惜，蒙古汗国政坛的风云变幻，瞬间就改变阔端和萨班的努力。
1247年，经过艰苦博弈才登上大汗宝座的贵由汗，只干了两年就死了。
贵由汗死后，王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三年。但这个蠢女人，只用了三年就将蒙古治理的天怒人怨。
1251年，蒙哥（托雷之子）趁机联合各部势力，在“忽里台”大会上被公推为新任大汗。
蒙古汗国的“黄金家族”，从窝阔台王系转入了托雷王系，随后蒙哥大肆清洗窝阔台王系成员和支持者，几乎将窝阔台系统连根拔起。
作为窝阔台的儿子，阔瑞凭借之前与蒙哥良好的私人关系逃过此劫。
蒙哥也非常“仁义”保留了，其在凉州的封地和所属权益。但窝阔台王系的没落，让阔端家族终将边缘化。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一年，萨班和阔瑞先后去世。
几乎在一夜之间，萨迦派不但失去了最高领袖，也遗失了蒙古国内强力政治人物的支持。
年仅17岁的八思巴，在接任了萨迦法王之位后，不得不面对一个极为复杂和尴尬的局面。
八思巴塑像
一、八思巴的困局
1251年，身在凉州的八思巴，面对着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
一方面，蒙哥汗依旧借助萨迦派的影响力，在西藏推行括户（清查户籍）等施政措施。另一方面，他也开始逐步将西藏各处的土地，分封给各位蒙古王公。
蒙哥分封西藏土地的做法，从原则上符合蒙古人“兄弟共享富贵”的传统，因为深受各蒙古宗王的拥护，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蒙哥汗的地位。
而从管控西藏的角度解析，则更接近明朝治藏策略的“多封众建”思路。
这一策略简单说就是“掺沙子”，让各教派分别迎奉不同的蒙古宗王，进一步加剧各派之间的裂隙，使其愈发难以形成合力。
《汉藏史集》记载说:“蒙哥汗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忽必烈（薛禅汗）与蔡巴派结成施主与福田，阿里不哥与噶玛派结为施主与福田，旭烈兀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
当这一法宝祭出后，西藏各教派领袖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都不得不与蒙古皇室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从此以后，无论哪一个教派和地方势力要掌控西藏，都必须争取中央王朝的支持。
这反倒加强了西藏与中原的联系，而中央政权只需要扶植这些人作为代理人，就能保证疆土的完整和边疆的安宁。
难怪当代著名的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列教授指出：“把西藏真正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是蒙哥汗在位时完成的。 ”
但蒙哥汗的治藏思路，对萨迦派来说显然不是件好事。
虽然，蒙哥依旧将萨迦派划分给了阔端的后裔掌管。但相比于围绕在蒙哥亲兄弟身边的个各教派，萨迦派的“代言人”地位已被削弱到了极点。
年轻的八思巴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为了萨迦派的发展，他也不得不寻找一个更强力的支持者。
因此，在成为萨迦法王后，他并没有返回西藏，而是留在凉州一边学习佛法，一边仔细观察各位蒙古王公的所作所为，很快一个机会就降临在他的面前。
二、第一次不亲密的接触
1253年（宋理宗宝佑元年），八思巴得到了忽必烈的传召。
当时，忽必烈正在筹划进攻云南（大理）的计划，为了解藏区的情况，忽必烈派人将八思巴召至六盘山见面。
两个友谊贯穿一生的朋友，第一次见面的气氛，开端相当融洽。
虽然，八思巴19岁的年纪，让忽必烈一度心存疑虑。但随着交谈的深入，忽必烈发现八思巴对于佛学有着独特的认识和见解，这让他大为赞叹。
但当忽必烈要求八思巴在西藏，为蒙古军队筹集所用的物资和征夫之时，会谈的气氛急转直下。
面对忽必烈的要求，八思巴回答道：“西藏只是一个偏远的地方，地广人稀，难以支撑大军所需，还请收回成命。”
八思巴的回答顿时触怒了忽必烈，他狂暴的咆哮道：“你敢犯我蒙古虎威，你活腻了吗？我刀锋所指，挡者披靡，如沸汤泼雪，现在不过就是要你们提供点物资和随军征夫，你便推三阻四。”
八思巴见状，平静的摇摇头说：“我实在是帮不了大汗，请您允许我回到故乡去吧。”
盛怒之下，忽必烈拍案而起，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
黯然回到帐中的八思巴，开始收拾行装，准备第二天便离开六盘山。
当晚，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劝慰道：“我看这位年轻的法王，讲法非常精湛，先前蔡巴老僧们的见解都不如他，请大汗不要让他离开。”
忽必烈愤愤的说：“他对佛学确有独到之处，但不愿为我所用，留他何益？”
察必笑了笑，说道：“大汗兴兵，难道缺的真是物资和征夫吗？这对大汗都是小事，这件事他心里有抵触，并不代表其他的事不能合作呀。”
忽必烈沉吟片刻道：“好吧，明天一早你和我一起去见他。”
在王妃的斡旋下，忽必烈和八思巴逐渐建立起了信任。
王妃察必还接受了八思巴的“灌顶”，拜他为上师。
“灌顶”，本是印度古代的一种仪式，国王即位时取四大海之水灌于头顶而表示祝福，后来佛教密宗也采用这种仪式。
佛教的灌顶，主要有传法灌顶和结缘灌顶两种：传法灌顶是“对于如法积行之人，传授密法，使绍阿阇梨职位”之灌顶；结缘灌顶是“唯为使结佛缘，引人一般之人十灌顶坛，使投花而授其本尊之印与真言，无秘法之授受”的灌顶。
八思巴给王妃察必传授的灌顶当属结缘灌顶。传授灌顶，使八思巴成为王妃察必在佛教上的老师 。
三、渐行渐近的盟友关系
王妃察必在接受了灌顶后，感觉颇受其益。
她劝说忽必烈也受此灌顶仪轨：“(灌顶)果然胜于其他教法。请王受之。”
但身为汗王，忽必烈接受灌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向八思巴询问灌顶仪轨时，八思巴说道：“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叩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
忽必烈听后，马上表示不能接受，担心会使“教权置于王权之上”，又是王妃察必出来斡旋。
她说：“听法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官员、臣民聚会时，上师慈悲恐怕不能镇服，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
王妃察必提出的，确实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她将八思巴的上师权利，限制在了可控的范围。
明确了王与上师的权利边界后，忽必烈和八思巴达成了妥协。
任何一种妥协的达成，都基于双方互相需要。
八思巴需要一个强力的汗王的支持，因为在蒙古的势力版图中，蒙哥汗明显对噶举派更感兴趣，萨迦派只能别寻他途。
在这里，需要明晰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
西藏各个教派中，并不是只有萨迦派主动联合了蒙古势力，进而成为蒙古政权在西藏的“代理人”。
早在凉州会盟之前，西藏各教派就已经开始，分别和各蒙古势力进行了接触，寻找可以依附的对象。
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记载：“公元1239年，萨迦联系了王子阔瑞，帕木竹巴和雅桑噶举两派向王子旭烈兀（拖雷之子，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投诚，止贡和藏古瞙两派向王子忽必烈投诚，达隆派向王子阿里不哥投诚。”
其实，大家都在找大腿，唯一区别是“抱的不是同一条”。
而凉州会盟的成功，确实让萨迦派深受其益，阔端除明确其“代理人”地位，还将除了阿里三围以外的拉堆南北两地、古摸曲迷、襄、夏鲁、羊卓等七个万户的地区，属民一万零八百八十五户直接封给了萨迦派。
古人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教派也是由人组成的，萨迦派深受其益，眼红心热自然少不了。
之后，蒙哥汗的“多封”计划，更加剧了寻求强力支持的举动。
八思巴在权柄甚重的忽必烈身上下注，本身无可厚非。
作为一派的领袖，全教僧众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很多时候，他甚至不能以各人的好恶，来决定取舍。
另外，从忽必烈本人来说，因长期接触汉人、回鹘人和色目人，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