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小秘书邀请。
《三国志》称得上是信史、良史。因为作者陈寿,是个靠谱的人;而且,他原本就是三国时的蜀人,后来去了晋国,当时的不少事情,是亲身经历过的;再者,陈寿治学严谨,《三国志》写了十年,仔细推敲琢磨过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是私人著书,尽管不可能没有个人倾向,但外部压力干扰少,不至于让其昧着良心,歪曲史实。
先说陈寿。
陈寿,233-297,字承祚,安汉(今四川南充以北)人。他的父亲,曾在蜀国将领马谡手下任职。
陈寿少好学,拜同乡、天文学家谯周为师。后来,他在蜀汉担任观阁令史,职责不详,大概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正副馆长一类。当时蜀廷宦官黄皓擅权,陈寿不愿屈就奉迎,因之屡遭谴黜——看来,他还是蛮正直有骨气的。后来,他往晋,先后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280年,晋灭吴。陈寿开始写作《三国志》,290年成书。
陈寿搜集了三国时官私著作,主要有官诏的王沈的《魏书》;官诏的韦昭的《吴书》;私撰的鱼豢的《魏略》。蜀汉不设史官一职,没有成文史,他只是收集到一些民间著述。 除《三国志》外,陈寿还著有《古国志》、《益都耆旧传》,编有《蜀相诸葛亮集》等。
《晋书》中,列有《陈寿传》。
次说《三国志》。
《三国志》,原来是《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分别成书。到了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才合为《三国志》。
这样看,《魏书》所占分量最重,大约占了《三国志》的二分之一;《吴书》占三分之一;余下的是《蜀书》。《魏书》分量大,或许与其和晋是传承关系,属于正统有关;《蜀书》少,则与可凭依史料少有关。
另外,因《魏书》为正统,有“纪”、“传”;《蜀书》和《吴书》只有列传。三书均无“志”、“表”,这是《三国志》不同于《史记》、《汉书》之处。大概,一是因为陈寿所握材料有限,二是可能觉得不好处理。
此书面世后,好评多多。其他相关书籍都逐渐销声匿迹了。
约百年后,南朝史学家裴松之(372-451),见之大喜,倾力为《三国志》作注,博引群书,以补原书不详之失——共引书约一百五十六种,结果,《注》比原书厚了好几倍,倒也大大丰富原著,且留下诸多宝贵史料——裴松之所引之书,大多已佚失。 清代,又有一个研究《三国志》的高潮。杭世骏作《三国志补注》六卷;潘眉著《三国志考证》八卷;梁章鉅写《三国志旁证》三十卷。他们在补注同时,还做了补表的事情。
当代大家卢弼,著《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约二百万字,将前人对《三国志》的研究广采博收,加以评判。被认为是关于《三国志》带总结性的著作,是现在《三国志》 最全和最权威的注本。亦被认为,是研究《三国志》的必备之书。
再说评价。
正面评价——
第一,古往今来,《三国志》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均被认为是最好的“前四史”。《后汉书》由南朝范晔写于423-445年,比《三国志》晚了约150年。
第二,各代对《三国志》的具体好评,大致可概括为——“良史实录”;“取材精审”;“行文简洁”;“文采飞扬”,具体哪些人评价、怎么说,不多赘述。
第三,至近现代,大史学家们治史,涉及到三国时期,基本依据《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如钱穆的老师吕思勉老先生,他的《秦汉史》中讲到这段历史,所引用的基本是上述两书,可见其信史的可靠性。
负面评价——
第一, 叙述过简。 这是《三国志》确实存在的遗憾。或许陈寿当时有他不可言说的苦衷。好在有裴松之等,加“注”,再加“补注”,等等,多少弥补了缺憾。
第二,曲笔回护。 后人中,亦有不多的人,说陈寿论史,对某人某事有“曲笔回护”之嫌。这个事,其实必须历史地看待。陈寿不是圣人,他有个人的情感和选择表达自己看法的考虑。但是总体上,从古到今的大多数史学家,并不太认可这个说法。陈寿不论对魏、蜀还是吴,大的事件的表述和评判,是基本公允的。
第三,陈寿索米。 有后人说,陈寿写作《三国志》时,曾向当事人索要财物。传出这个消息的,主要是唐代的房玄龄一干人。他主编,并带领20人编著《晋书》,在《陈寿传》里搞了这么一出。书里说,陈寿要写丁仪,向他儿子索要“千斛米”,无果。一斛相当十斗,后来改做五斗。无论如何千斛米不是小数量。这个“传”里,还说到陈寿对诸葛亮记述的不公平,因为诸葛亮挥泪斩了马谡,还牵连到陈寿的父亲。但是后人考证,所说的这些应该不是事实。毕竟房玄龄那时候已距陈寿过去了将近400年。裴松之离陈寿的年代最近,他为何没说这些事呢?而且,后人对《晋书》的评价,主要就是两点问题——记述荒诞;史料不实。关于陈寿的负面描述,可能也被算入其中了。不过,房玄龄等也说了一句实在话——说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换一句话说,任何一个写史的人,谁能保证自己的著述百分之百的准确和正确?后人对一部史书的评判,也不会以百分之百真实准确这样的标准来评价——真这样做的,如果不是外行,就很可能是“气人有笑人无”的眼高手低之辈了。
我看了一下悟空列出的这么多问题,唯独这个问题少人回答(有一回答还被折叠)。知难而进一贯是我的性格,何况我对三国历史及《三国演义》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凭着知识的积累,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基础,但能否回答的完美,这就不是我所能把握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陈寿和姜维这二个人物的情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陈寿(233牟--297年),南充人,蜀汉及西晋时期著名史学家。曾在蜀、魏、晋三朝都任过官职。280年,时任西晋史官的陈寿经十年艰辛,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完整叙述了自汉末至西晋近百年间中国从分裂走上统一的历史全貌,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姜维(202年--264年),天水人,羌族。早期作为少数民族军官,追随诸葛亮出师北伐,屡立战功,深受诸葛亮的器重和着力培养。诸葛亮死后,成为蜀汉政权后期主要的军事将领,最后登上蜀军统师的大位。尽管他骁勇善战,但力不所逮,最终亡蜀降魏。
因此,陈寿在《三国志》中对姜维的评价是“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至殒毙”。围绕这一评价,网络上有二种观点:其一就是题主的,认为陈寿抺黑姜维,把姜维贬得一钱不值,从死里批判姜维。其二就是认为陈寿在评价姜维时并没有抺黑他的才能和人品,而是从历史唯物史观的角度,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蜀魏之争的形势,肯定了姜维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公正地指出了蜀汉政权和姜维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对这二种观点,我更认可第二种,也就是陈寿对姜维的评价大致正确。理由:
一是形势所致。东汉及三国时期的几十年间,豪强并起、军阀混战的局面导致民不聊生,赤地千里。人民思稳定盼统一的愿望日益强烈,人心所向“分久必合”。顺者昌逆者亡,历史大势浩浩荡荡,谁也阻挡不了。姜维再有本事,也注定逃脱不了“殒毙”的命运。
二是身处中原大地的魏晋政权兵多将广,实力之强大是偏居一隅的蜀汉和东吴政权所非能抵抗的。所以纵观三国史,魏晋政权始终都处于主动进攻的主导地位,而不管是蜀汉还是东吴政权,都是处于被动防御地位。尽管蜀汉和东吴政权利用地利之便或合作之力,偶而也取得过几次战役(如赤壁之战)的胜利,但改变不了整体战略大局的趋势。
三是姜维作为蜀汉政权后期的军事统帅,并不具备诸葛亮“文蹈武略”的才能和“相父”的地位。对内不能“一言九鼎,杀伐专断”,反而受到各种打压和排挤。对外只能“玩众黩旅”,兴兵北伐。在主客观条件均不具备的条件,盲目蛮干只能是死路一条。客观地说,姜维的军事指挥才能并不差,对蜀汉政权的愚忠及报诸葛亮提携之恩的决心也很坚定,但终究是“将”才而不是“帅”才,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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