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被认为是一个不多写爱情诗的诗人,长江的水》这是两首“玛格丽”诗中的一首,不可能不反映到置身期间的诗人穆旦的诗歌创作,穆旦的玛格丽也不例外,后两首还直接写到了一个女性的名字——玛格丽,穆旦有三首诗歌与爱情直接有关,穆旦的感情生活是很丰富的,穆旦的爱情诗。
卓然见语言文字之本的意思
朱的语言的基础表明了终极语言的性质，描述了一个人对语言的高度洞察力。对“张台湾：有传说和学习革命者”的描述，作者：邹 Hanming。革命的祖先，小学硕士”（卢迅）和这里的“小学”确实是文字。公义，世界上没有权利。
流吧 长江的水 穆旦
邹汉明寻找穆旦--------------------------------------------------------------------------------灿烂的焦躁——一九四五年的穆旦（节选，全文11000字）文/邹汉明最后还想说说这一年穆旦的爱情，考察一个诗人的一生，如果忽略了他的爱情，无论作为考察者和被考察者，都是不道德的。长期以来，穆旦被认为是一个不多写爱情诗的诗人，穆旦的爱情诗，大多经过了情感的沉淀之后写出来的，很少有浪漫激情的直接宣泄。这方面，他是那个年代“诗与思”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中国诗人。在穆旦整个一生的创作中，爱情诗的确不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创作方向，即使有出色的作品《诗八首》压阵，也不占他一生特别显眼的一个位置。穆旦即使有爱情的愿望需要倾诉，也会把它们间接地融化在别的诗行里。穆旦从来不愿意将爱情抒写得像早期创造社的诗人那么浪漫和煽情。仔细阅读1942年的《诗八首》，我们可以看出穆旦对爱情的思考，很难想象，这样的年龄对爱情竟然有着这样沉郁的悲观和怀疑。这，也被看成是诗人穆旦早慧的一个方面。这一年，穆旦有三首诗歌与爱情直接有关，它们是《春天和蜜蜂》、《流吧，长江的水》、《风沙行》。后两首还直接写到了一个女性的名字——玛格丽，这在穆旦的整个创作中是少有的。不过，很显然，这是一个假名，诗人之所以把它嵌进他的诗行之中，无非是为了对话的需要。穆旦的诗歌始终是存在着一个虚拟的对话者，有时候是“你”——它可以看成另一个相对客观的“我”，或者“我们”，即诗人本人；有时候是一个上帝，但穆旦更喜欢用另一个语词：主。由于穆旦的非基督教背景，我觉得这个上帝更多的是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那里引进的；但是这一回，他的诗歌中出现了玛格丽，一个美丽女性的洋名字。这方便了穆旦直接抒写他的感情，而且，在 “玛格丽”这个名字的掩盖下面，一定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美丽女性——她在呼吸，她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她现在已经随着诗人穆旦的记忆而永远消失在1945年的时间中了。但是，玛格丽的漫像却凭借着穆旦出色的诗行给保存了下来——流吧，长江的水，缓缓的流，玛格丽就住在岸沿的高楼，她看着你，当春天尚未消逝，流吧，长江的水，我的歌喉。多么久了，一季又一季，玛格丽和我彼此的思念，你是懂得的，虽然永远沉默，流吧，长江的水，缓缓的流。这草色青青，今日一如往日，还有鸟啼，霏雨，金黄的花香，只是我们有过的已不能再有，流吧，长江的水，我的烦忧。玛格丽还要从楼窗外望，那时她的心里已很不同，那时我们的日子全已忘记，流吧，长江的水，缓缓的流。——《流吧，长江的水》这是两首“玛格丽”诗中的一首，“玛格丽就住在岸沿的高楼”。参合另一首《风沙行》，“爱娇的是玛格丽的身体”、“更为雅致的是小小的居所”等等诗句，虽然直接描摹玛格丽形象的句子并不多，但还是隐约模糊地勾勒出一个与她洋气的名字并不相符合的性格和环境。在这两首爱情诗里，玛格丽这个洋名字只是一张面具，隐藏在面具里面的，还是一张中国女子的古典的脸。这是两首描写失恋的情诗，《流吧，长江的水》几乎完整地记录了失恋的过程。诗歌的场景设想在长江边——面对滚滚长江（无从考证这个场景的真实性），引发他的思绪。在这里，滚滚长江是诗人的一个倾诉对象，长江的水一去不复返，他的玛格丽，他的爱情，也一去不复返。“那时她的心里已很不同，/那时我们的日子全已忘记”，很显然，是“玛格丽”离开了他，而不是相反，所以诗歌中隐隐有少许的怨尤。1945年的穆旦还没有遇到和他相濡以沫一生的周与良，他还是一个单身贵族，他当然有机会也有理由和女性接触。2004年1月，我在北京清华大学教师宿舍采访著名诗人郑敏女士，请问他一些穆旦的私人生活方面的问题，郑敏告诉我，穆旦的感情生活是很丰富的，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在一个又一个的人生阶段里，穆旦的感情波动是很大的。郑敏女士谈得比较模糊，她说，她只是凭那个时候的感觉，生怕我误解，还着重给这句话加了一个“旁注”：不是说那时候穆旦同时有很多女朋友。郑敏的意思我后来明白了，她想告诉我的是，穆旦谈女朋友，散掉了，接着再谈一个。战时的重庆，随着国民政府迁都于此，大量外来人口蜂拥而入，许多原本固定的家庭被迫拆散，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组合一个家庭，有名的“重庆之家”就这样应运而生，这样组成的家庭，具有非常态下的临时的性质，家庭成员间，原先的婚姻关系基本上都没有解除。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使得原先的婚姻变得异常脆弱。此外，战争无疑也加重了人生的幻灭感，人们对爱情的看法，与和平时代是不一样的。这一切，不可能不反映到置身期间的诗人穆旦的诗歌创作。根据海宁陈伯良先生的记述，有关这个时段的穆旦的感情问题，透露了这样一些信息：“穆旦在航空公司工作时，也曾和一个姓曾的女同事相好，女的是金陵大学出身。”这场爱情的结果当然是分手，曾姓女子后来“和一位名人的儿子结婚”。除此之外，传记还写到“类似的情况还有多次，有的时间很短暂。”可惜，陈先生的文章写到这些地方，总是语焉不详，或许是穆旦的生平资料实在太少的缘故。穆旦的这位姓曾的女同事是否就是他诗歌中的玛格丽，对穆旦已经完成的这两首作品而言，多少显得不重要了。在作品中，所有的女子都是同一个女子。当这些和诗人的生命大有关联的美丽女性在催生了具体的诗行之后，她们的使命仿佛已经完成，她们大多会转身离开诗人。穆旦的玛格丽也不例外，但是在诗歌里，她们继续着她们隐晦的生命——这是属于诗歌和诗人本人的一个秘密。我想，穆旦肯定也愿意继续保存他的这个小小的秘密。1945年，穆旦的现实题材明显地加重，这固然与他置身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有关，同时也是他一以贯注的注意力所致。作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奥登在中国的最好的传人，奥登的影响不仅是修辞上的，还在于这位英国诗人题材上的开掘，奥登写于中国、以中国的抗战为题材的《战时》十四行组诗，是穆旦就近学习的一个榜样。穆旦卓越的英文，能够让他很自如地领会原作的精髓，一些如“野外演习”、“反攻基地”、“通货膨胀”（仅从诗歌的标题上考察）的时代语汇，大量在他的诗歌中出现，这些非诗意的措辞习惯，曾是奥登作品的一个标志，显然，穆旦愉快地接纳了奥登的这个癖好。穆旦是现代中国最少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和这个主观的“我”发出的廉价的“啊”的一个诗人。本年度他创作的25首诗歌中，只有《忆》、《春天和蜜蜂》、《风沙行》、《反攻基地》等不多的几首，在低沉的声调中使用了“我”。这个“我”，相比于他其它诗歌中理直气壮的“你”、“我们”等等人称代词，仿佛一个羞涩的小男孩躲进了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声音是那么微弱，因此，他的这个“我”，发出的声音其实并不那么引人注意。这或许就是穆旦渴求的艺术效果。作为一个能与当代世界诗歌潮流对话的不多的几个中国青年诗人之一，穆旦清楚他那个时代诗歌的走向，他熟悉T•S艾略特的劝戒：“诗不是感情，也不是回忆，也不是宁静（如不曲解字义）。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尤其是“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当然，聪明如穆旦，自然理解“只有有个性和感情的人才会知道要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见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200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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