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清代小说研究”引

“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清代小说研究”是一次跨学科的尝试，旨在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对清代小说的作家风貌、情节展开、人物定位和雅集叙述等方面做出贴切而有新意的阐释。

《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清代小说》，陈庆著，中华书局2022年11月版。

本研究不同于一般清代小说研究的地方在于，虽然也同样关注作者、人物、情节和文本内容，但是切入的角度不同：经济人与社会人；人的意志与经济因素；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文人结社与文化传承，这些新的术语的运用，拓展了小说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小说研究的内容，也带来了新的需要克服的困难。

清代长达两百余年，晚清又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纷纭复杂，并深刻影响了作家生存状态和文本内容。

从人文经济学的视角对清代小说进行研究，既需要深入把握人文经济学，也需要完整了解清代小说，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研究的目的不是把清代小说当作人文经济学的例证，而是让人文经济学服务于清代小说的深入解读。

一、人文经济学的来龙去脉

人文经济学是近年兴起的一个学术领域，尤为鲜明地体现了把“研究财富”和“研究人”相结合的取向。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济学所固有的人文内涵在长期的学术发展过程中被深入认识从而被系统化的产物。

古代学者（古希腊、古罗马）、经院学派（1100-1600）以及重商主义学派（1500-1800）更多关注经济活动在理想状态下“应该是什么样子”之类的问题。

以古典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为例，其经济学论述实为道德哲学的一部分，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何为适当的商业和经济管理，其目标是将经济适用性与道德可取性以及政治合理性彼此协调。此时的经济学关注人、人的生存及其自身困境，而不仅仅只是财富。

正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开篇所说：“牟利的生活是一种约束的生活，而且，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在追求的善。因为，它只是获得某种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1]

《尼各马可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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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不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经院学派的学者，都普遍注意到了人类生活的“社会性”特征，比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必定要过共同的生活”[2]，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强调“人天然是个社会和政治的动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动物要过更多的合群生活”[3]。

欧洲启蒙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生活作了第一次完整考察，系统回答了自利的个体如何与社会性生活相协调等核心问题。其中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年）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年）为代表，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是亚当·斯

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以下简称《国富论》），其论述中心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产生机制。

《道德情操论》

不能忽略的是，在以经济学家著称之前，亚当·斯密是一位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讲授过英国文学，并于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加以评析，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础以及人类行为应该遵循的一般道德。

《道德情操论》自初版后，先后经过多次修订再版，在亚当·斯密1790年去世前共出了六版，由此可见他对这部著作的重视程度。《道德情操论》指出，一方面，“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4]，即所谓的自利（self-interest），具有“个体性”；另一方面，“人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天性使人适应他由以生长的那种环境”[5]，即所谓的“社会性”。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一个基本道德哲学问题由此形成——“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的个体如何能够获得一种适应于特定环境的社会性生活。

《国富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回答这一问题，其答案包括了两个相互不同而又互补的方面。第一个方面，人类的行为是由自利而非仁慈（felling of benevolence）所支配，仁慈并不能构成经济组织赖以运行的基础：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仁慈，那一定是不行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自利心，并表示对他们自己有利，那么，他们的行动就容易展开。不论是谁，如果要和他人做任何生意，请首先照这样做：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会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是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我们每天所期望的食物，不是出于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要对他们讲我们的需要，而要谈对他们的好处。[6]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第二个方面：“自利的确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强大动机，但绝对不是唯一动机”[7]。亚当·斯密特别强调同情心，认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堪称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8]。

《道德情操论》明晰地区分了仁慈和正义在人类社会中的不同作用。仁慈或同情心是个人化的，以自我中心为基础，会随着关系的疏远而减弱且“是不受约束的”、“不能以力相逼”，缺失它“可能使人们对本来可以合理期待的善行表示失望”，但“并不会导致真正确实的罪恶”[9]，社会仍然可以“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10]。

而“正义”是这样一种美德，“对它的遵奉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它可以用压力强迫人们遵守，谁违背它就会招致愤恨，从而受到惩罚”[11]。

《亚当?斯密全集》

它与诸如仁慈或同情心等其他社会美德之间的区别在于，“正义准则是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其他一切美德都是不明确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12]，缺乏正义会导致伤害和罪恶。

据此，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作出劝诫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13]。

现代社会包括现代市场经济赖以维系的道德哲学基础是正义准则。《国富论》在系统探讨现代市场经济时也采用了这一思路，致力于把经济学的研究放入道德哲学的框架中，进而从中寻找伦理基础。

19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供给需求均衡价格理论等的不断成熟发展，新古典经济学应运而生，“精密方法”或“科学方法”[14]在经济学中日渐居于主导地位。

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关注人、人的生存及其自身困境，但对“科学的方法和实验”表现出了更为浓厚的兴趣。

其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在其主要著作《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15]；“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每个稍有可取之处的人，在从事营业时都具有较为高尚的性格；在营业方面，像在别处一样，他也受到个人情感、责任观念和对高尚理想的崇拜的影响。

《经济学原理》

的确，最有能力的发明家，和进步的方法与工具的组织者之所以发挥他们最好的精力，是因为受到高尚的好胜心的鼓舞，并非完全因为爱好财富的缘故。”[16]这样一些论述，和古典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

但与此同时，马歇尔特别强调了“精密方法”的重要性：“经济学比别门社会科学有利之处，似乎是由下一事实产生的：它的特殊的工作范围，使它比其他任何一门学问具有采用精密方法的较大的机会。

它主要是研究那些欲望、憧憬和人类本性的其他情感，它们的外部表现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成为活动的种种动力，以致这些动力的力量或数量能够相当正确地加以估计和衡量；因此，对这些动力就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了。

当一个人的动机的力量——不是动机的本身——能用他为了得到某种满足正要放弃的货币额，或者用刚好使他忍受某种疲劳所需要的货币额，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17]

《马歇尔文集》

一系列学者，如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845）、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弗兰克·拉姆齐（Frank Plumpton Ramsey，1903）等相继运用了概率论、数理统计等工具来分析和解释个体的选择行为。

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15）、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21）、罗拉尔·德布鲁（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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