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1799-1873）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书名虽获满朝赞誉，其着意“遍学汉碑”实始于咸丰末至同治初年主讲济南泺源书院（1858-1860）、长沙城南书院（1861-1868）时期。（《何绍基墓表》：“凡主讲山东泺源书院三年，长沙城南书院八年，虚公勤恳，士论推服。”）

泺源书院旧照，1901年袁世凯更名为“山东高等大学堂”

何绍基传世作品中，早年的隶书作品并不常见，与隶书相关的最早记载是道光五年（1825）于济南得奚林和尚所藏《张黑女墓志》与《石门颂》拓本，只是此时的何绍基惟醉心于天下孤本《张黑女》，“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但隶书苍朴浑穆的气息，已烙印在其心底，日后书跋多以“有无分书意”作为书家书写水准的评判标准。（如1837年《道因碑旧拓》题跋“有唐一代，书家林立，然意兼篆分，涵抱万有，则前惟渤海，后惟鲁国，非虞褚诸公所能颉颃也，此非深于篆分真草源流本末者，固不能信。”）

近年新见何绍基至早年书作《为霁园先生杂书册》，为其二十四、五岁之作，期间父何凌汉（1772-1840）任山东学政，何绍基随侍济南。册中小楷以《玉版十三行》为面貌，而引首“七柏一松轩”则为何绍基自署，以大字隶书应请，尚难辨其取法，应为其早年隶书之风貌。（梅墨生册尾跋语：“此册之珍，乃因猿叟早岁之作极少见于世也。是册为其二十四五岁时之作，锋芒挺健，全从玉版十三行来，乃精心之为也。其父凌汉典试山东之际，故随侍之，猿叟录以奉长辈，因此认真使然，其中颜楷之迹已有，惟不若晚作苍老，而楷行小字令人扼腕叹赏，不让明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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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霁园先生杂书册》（1822-1823年作）

何绍基42岁前后为杨铎（1813-1879）所临《鲁峻碑》，后作跋语：“……石卿索拙书，余不见碑版者将一年矣，于分书尤初学执笔者，徒以其不鄙弃我，试写此纸奉政，聊为相忆之助耳，绍基并记。”

临《鲁峻碑》卷

除此外，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十七，《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信中亦有记载：

子贞临隶字，每日临七八页，今年已千页矣。近又考订《汉书》之讹，每日手不释卷。盖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以余观之，此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浅深究竟何如。若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

而何绍基将隶书视为急于示人的书体之一，则是二十年后。

其孙何维朴（1844-1925）在何绍基所临《衡方碑》（1862）后有段跋语详细言及此段经历：

咸丰戊午（1858），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1860）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而于《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次年正月（1863）即作岭南之游，七月始归。嗣后筋力渐衰，从游诸生日益众，校艺不遑，隶课亦因之少辍矣。

何维朴跋语

从现存何绍基隶书作品溯源，可归纳其学隶之法主要有三：

壹

临摹（1858-1863）

依何维朴所言，自戊午至壬戌年间（1858-1862）隶课最勤，期间《张迁》《礼器》各临百通，以现存带有年款（1860-1862）的何绍基通临《张迁碑》为例：

庚申又三月十九，临第59通竟（湖南省博物馆藏）

辛酉仲冬（十一月）十八日，临第32通竟（谭泽闿旧藏）

壬戌五月十九，临第55通竟（四川省博物馆藏）

壬戌七月十九，临第60通竟（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壬戌八月廿六日，临第75通竟（湖南省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藏）

壬戌又八月十九，临第86通竟（拓本）

壬戌（未详署日期） 临第93通竟（湖南省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藏）

壬戌十月初四，临第94通竟

壬戌（未详署日期） 临第96通竟（首都博物馆藏）

壬戌仲冬（十一月）三日 临第99通竟（辽宁省博物院藏）

抛却远行因素，我们可以推算出何绍基日课之勤：第60通与第75通间隔时间不足40天，第75通与第99通之间不足70天，频率基本保持在三日内通临一过（每日所临4×3格纸八页，约百字上下）。从风格所看，亦由前期细瘦的“规规模拟”转向后期写意的“变态百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通临完第99通《张迁碑》的11天后，何绍基即已至少完成对《武荣碑》的通临一过。（反复通临《张迁碑》期间何绍基亦掺杂有其它汉碑的临写，如“壬戌九月廿二日”临毕的《石门颂》）

壬戌十一月十四日通临《武荣碑》（谭泽闿旧藏）

何绍基在年过花甲之后，以小学生之态，自订日课，一日不苟，反复临摹同一碑帖。近人马宗霍（1897-1976）在《书林藻鉴·书林记事》曾言其：

暮年分课尤勤，东京诸石，临写殆遍，多或百余通，少亦数十通。每临一通，意必有所专属，故一通有一通之独到处。积之既久，各碑神理，皆得之于手。

节临《张迁碑》（杨白桦补陀洛伽之室旧藏）

何绍基一生日课不缀，这与其成长经历密不可分，近人杨钧（1881-1940）在《草堂之灵》中记录有何绍基少年时事一则：

少时，跅弛不羁。年二十四，文安公携之入都。舟泊永州，舟中闲暇，究其所学，则茫然无所知。文安公大怒，笞掌二十，推之上岸，曰：“不可使京中人知我有此子，以为我羞。”贞翁潜归，闭户勤读，卒得翰林，且为名士。

此段记录是否尽实，或可商榷。但如史料所载，其父何凌汉“居恒庄敬刻厉，无欹坐，无疾趋，独步必敛容。急遽时作字，必裁划正坐而后书。画郑君及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像悬斋壁，昕夕瞻仰。家范严肃称于时。”（李元度《清朝先生事略·何文安公事略》）则可推想何绍基自少年成长期所养成的端庄严谨的性格。

节临《西岳华山庙碑》（湖南省博物馆藏）

其平日所临书作多有缀语，如“小雨骤寒”、“春雨连绵”、“晴化雪”、“苦雨奇晴”、“夏至后一日甚热，挥汗录此”、“时雨后大风有拔屋之势”、“晨起呵冻”、“呵冻临前后碑，雪后冷极”、“是日大风墨冻”、“雪晨大冷”、“元旦呵冻”、“此次河鱼之疾，自课荒阁可叹”，其《种竹日记》所载一日之际亦多为临书所用，何绍基将习字作为抵御严冬、消除酷暑的良方，就这样不知疲倦地从春写到冬、从晨起写到日暮，写到了白头。

贰

拟古（1863-1868）

同治二年（1863）年初，何绍基作岭南之行，并远赴香港、澳门，至七月始由广州返长沙。此次远游之后，或许是异乡的风光开拓了何绍基胸襟，此后不再拘泥于单一碑帖的临摹，转而遍临汉碑，进而进行“拟古”之作。

对于何绍基的研究，一直以来存在只关注其书写风格而缺少对文本的解读，如我们在各种何绍基图录所见，对其作品名称往往笼统概括为“隶书×言联”、“隶书中堂”等，未详究其书作为临帖抑或创作。

譬如本幅拍品《隶书拟汉碑四条屏》，其章法极为特殊，在隶书书写过程中掺杂了三段行书跋文，依其内容检索，可知何绍基所书为洪适《隶续》中所载汉碑：

《隶释》之《郑子真宅舍残碑》内页

《隶释》之《都乡正街弹碑》内页

洪适（1117-1184），南宋时人，初名造，字景伯，晚年自号盘洲老人，谥号文惠公，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绍兴年间中博学鸿词科，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洪氏酷嗜汉碑，开集录石刻文字之先，将所见汉碑之隶书改用楷书释定写出，对异体字则保留原状。录文后附加有关考释，详注石刻中所涉及史实、人物、石刻形制、所在地等。其所编《隶释》分目摹录汉魏石刻183种，南宋乾道三年成书，被《四库全书总目》称“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隶续》为《隶释》续编，荟萃汉魏碑碣189种。

书成后即有刻本，流通不广，明代有万历刻本。清初朱彝尊（1629-1709）合残抄本数种，参校成编，刊版于扬州诗局，遂为世人所见。乾隆间钱塘汪日秀始并正续二本合雕。

其后，黄丕烈（1763-1825）偶得叶九来所藏旧钞，又借袁廷梼（1764-1810）贞节居钞本、周锡瓒（1742-1819）藏明隆庆钞本，偕顾千里（1766-1825）订诸本之异同，复证之以娄机《汉隶字源》，订汪本谬处汇为一编，希复宋本《隶释》之旧观。是书延请吴县陆损之手书，名工沈良玉刻字，前刊钱竹汀、段玉裁、黄丕烈序，后刊顾千里跋，作《汪本隶释刊误》附于书后，严校精雕，重新刻版印行。

同治年间洪汝奎（1824-1886）集黄氏《勘误》于书后，重新抚印。正书首刊印有“楼松书屋汪氏本。皖南洪氏晦木斋集赀摹刻，同治十年曾国藩署检”牌记，《刊误》书首刊印有“同治十一年，皖南洪氏晦木斋摹刻”牌记。此后二书遂大行于天下。

洪适《隶释》（洪氏晦木斋本）

何绍基至晚于同治九年（1870）即得此书，（参考湖南省博物馆所藏《南安长王君平乡道碑》八屏，文字取自《隶续》，其款落“庚午秋仲书应召亭世二弟雅属，何绍基时在吴门。”）

拟《郑子真宅舍残碑》（湖南省博物馆藏）

拟《翼州刺史主纯碑》（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