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1719年 — 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清朝政治家、书法家,父亲刘统勋是清乾隆年间重臣。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刘墉的书法造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 嘉庆九年(1804年)病逝,谥号文清。
善始善终
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刘墉被加封为太子少保,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再次展现出不畏权势的一面,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报朝廷。嘉庆随即处死和珅。嘉庆四年(1800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1801年),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嘉庆七年(1802年),皇帝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刘墉已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05年),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值班,晚上开宴会招待客人,当晚去世。而据《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善于解脱之意,可说是寿终正寝、功德圆满。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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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字崇如,号石庵,出身在高密县逄戈庄,属诸城人。乾隆十六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刘墉的书法造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病逝,时年八十五岁,追赠太子太保,赐谥号文清。
出身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的刘墉,自然秉承书香,学富五车。然而青少年时代的刘墉并没有走科举之路,直到三十岁前,没有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乾隆十六年(1751),三十三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三年漫长的仕途,直到八十六岁去世。
刘墉为官数十载,从其为官风格来看,明显的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可以这样评价:清正刚直的地方官刘墉和圆滑事故亦不失清正的京官刘墉。
1755年乾隆二十年10月,刘墉的父亲,时任陕甘总督的刘统勋以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当时正担任翰林院侍讲,亦被株连遭逮捕,不过没到两个月就被释放了,官位却被降为编修。好在第二年,好运又一次眷顾了刘墉,他被被提升为安徽学政,放外任做了地方官。当时的学政权利很大,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奏章。在当了3年安徽学政以后,刘墉又调任江苏学政。在做地方官期间,刘墉秉承了其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的句子,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又有诗相赠,对其厚望可见一斑。刘墉也不辱使命,在任期间严肃认真秉公办事。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虽然他为官处事风格早已由雷厉风行边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时,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1762年,刘墉又获出任山西太原府知府,三年后升至冀宁道台。就在刘墉仕途顺畅之际,却因为在太原知府任内失察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公帑,被牵连革职、拟了死罪。后来还是乾隆帝看在老臣刘统勋的面子上下诏免了刘墉的死罪,但活罪是免不了的,于是刘墉被发配军台-----就是清皇朝设在边疆的邮驿效力赎罪。但边关虽苦,倒也没有把刘墉怎么样,因为他第二年被赦了回来,依旧回翰林院,做他的编修。
这两年刘墉应该说是在郁闷中度过的。但是到了第三年,刘墉的官运又一次亨通起来:乾隆三十三年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七十大,乾隆皇想起刘统勋一生忠谨,于是亲自书匾额派人前取致贺,被感动的刘氏一足涕泪滂沱。在此气氛感染之下,乾隆皇帝一时动了感情,于是恩外加恩,特批了刘墉为知府候补。
在那个时代候补的官员比在职的多得多,往往不会专营或是没有门路的,就是候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等上一个缺。不过皇帝钦点的就不同了,第二年,刘墉就获授了江宁府知府。刘墉十分珍视这次机会,卯足了劲要大干一番。本来刘墉就是天资聪慧、学富五车之人,加上大权在手,哪有办不成的事!于是就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刘墉的江宁知府就政绩、政声鹊起,在老百姓中的口碑可以与包青天相提并论了。
这一翻辛苦没有白费,赢得了贤能官吏之称。就连清朝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其官声之好由此可见。
此后,刘墉的仕途畅通起来,先后做了江西、陕西、江苏等地的父母官。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时候,刘墉被授湖南巡抚,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又是政绩斐然。就连《清史列传》上面也评价刘墉道:“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这在当时是难得的殊荣。
但是进京以后的刘墉行为处事,却和在任地方官时候的他的判若两人了。他不再是那个做地方官时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刘墉,而是“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在静默中中庸起来,收起了自己的锋芒。
其实,这种现象的形成也不奇怪,这与当时的乾隆皇帝有很大关系。由于乾隆皇帝太聪明而获好名声,手下的臣子们只好装糊涂,只能”平庸”。他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因此,他甚至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万民伞。到了老年时的乾隆皇帝更是志得意满,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权力欲和虚荣心膨胀到了极点,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办事、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
于是当时的京都,就是笼罩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再加上乾隆帝宠爱的和坤炙手可热,刘墉”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其实也是保全自己的手段而已。
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
因此,也可以说:刘墉任京官以后“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实在是情非得已,但真正在涉及大事大非的时候,刘墉仍不失其刚正。
刘墉作为官场中人,深知必须取悦皇帝才能仕途无忧。早在乾隆四十二年秋天,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就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并在江苏全省流布,还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让乾隆皇帝极为高兴。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升迁很快。
刘墉不失其刚正的事例,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
其一是在做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上书房总师傅的时候,处理了一件惊动全国的案子。
那是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结党营私、贪脏舞弊案,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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