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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土楼的历史沿革

土楼的历史沿革

土楼的历史源远流长，它产生于11—13世纪（宋元时期），经过14—16世纪（明代的早、中期）的发展，至17—20世纪上半叶（明末、清代、民国时期）达到成熟，并一直延续至今。而这一过程又与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迁密切相关，福建尤为明显。

土楼在建筑形式上，也经历了从土堡（寨）到土楼的发展过程：生土夯筑的长城、民居—生土夯筑的土堡（寨）—堡（寨）宅合一的早期土楼—无石基土楼—成熟的土楼。 土楼的产生与中原居民大南迁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西晋永嘉年间（307—312年），由于北方连年战乱，又出现罕见的大旱和蝗灾，中原居民大量举族南迁，其中很大一部分到了福建，带来中原先进的文化，福建开始显现新的生机。唐宗章二年（669年），唐高宗为了巩固对福建的统治，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中原府兵入闽，驻扎福建南部的漳州等地。唐末（7—8世纪），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又一次大规模地南迁，其中很大一部分到了福建沿海的泉州、福州和北部的建州等地。上述进入福建东南部漳州、泉州等地区的中原汉人，在与原住民的相互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闽南话为代表的福佬民系，并通过随后不断向海外迁徙，形成了主要分布东南亚各国数以千万计的闽南华侨群体。

北宋末期，特别是南宋时期（1127—1279年），由于北方受金人攻打、统治，中原民塌凳迅众举家南迁者甚多，这些南迁者多经江西赣州进入福建西南部的汀州，带入中原的语言、文化，经过与当地文化的长期融合，形成了以客家话为代表的客家民系，并通过随后的继续向南、向海外的迁徙，形成了主要分布于中国江西、福建、广东、海南、台湾的客家人群体，以及世界各地数以千万计的客家华侨群体。

考古成果表明，从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中国乃至中亚、东亚的广阔区域内，就开始了以生土夯筑房屋、聚落建筑的历史。从11—13世纪始，传统的生土建筑艺术在特定的历史大迁徙背景和特有的自然环境条件中，衍生并发展繁荣了“土楼”这一奇特的建筑品类。福建土楼记载着这一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在土楼的建筑形式上，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福建的生土夯筑技术已相当成熟，福州新店战国晚期至汉代古城遗址（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城遗址（公元前1世纪）等所遗留的城墙，均为生土夯筑而成。唐五代（7—8世纪）以后，福建地区出现的具有强烈军事防御性质的堡、寨，其堡、寨的墙体也多以夯土依山而筑。

这些生土夯筑的土堡（寨），自古至今绝大多数被当地人称为寨，基本上已毁，或仅存残墙断壁，或已被拆除重建，或仅作为地名沿用至今。上世纪40年代以前出版的《永定县志》，就记载了许多寨的名称，但其中多数已荡然无存，被后来兴建的土楼或砖混建筑所代替，极少数只留下部分可以辨别的遗存，至多仅存残墙断壁。迄今所知，南宋以前永定境内就有溪南里的新寨、赤寨、西湖寨、金寨、仁梓寨、龙安寨、水寨、高寨、犁头寨、罗寨、永安寨，丰田里的上寨、新寨、下寨、中寨、龙王寨、网岗寨、何家寨、黑云寨、湖洋寨、铜鼓寨、地上寨、龙旗寨、廖湖寨，金丰里的太平寨、杨家寨、天德寨、苏屋寨、曾屋寨、高头寨、金山寨等等。这些寨均以生土夯筑而成，既是民居，又是具有突出防卫功能的建筑。

对于最古老的土楼的研究，目前发现最早记载“土楼”的文献是《重修虔台志》。

《重修虔台志》记载：

“福建永安县贼邓惠铨、邓兴祖、谢大髻等，于嘉靖三十八年聚党四千人，占据大、小淘水陆要道，筑二土楼，凿池竖栅自固，且与龙岩贼廖选势成犄角……”

同书同卷接着又记载道：‘已复攻围土楼，禽贼首吴长富，斩一百一十九级，独邓兴祖据楼抗拒，攻之不克。公委推官刘宗寅亲诣连城益兵三千四百，屯姑田，潜夜部勒……而土楼仍未破也。漳南道调发把总郭成苗兵一千，永安县民兵四百来。时贼中有投降何五福者，愿为内应，兴祖所遣细卒求救于龙岩廖选者，又为官兵所执，贼计穷，听五福诱，邓兴祖、谢大髻出巢告招，伏起，二酋就缚，大兵乘势攻入土楼，获二酋妻，杀其拒敌者，余贼奔溃，兵焚其楼以旋”。

漳州土楼研究专家曾五岳先生认为福建圆土楼发源于九龙江中下粗旅游及比邻地区，是漳州先民抗倭的产物。土楼是明代九龙江下游及比邻地区的漳州人在抗击倭寇的血雨腥风中创造出来的，它最早出现的时间应是明嘉靖年间。

而据1997年版《南靖县志》记载：全县建造历史500年以上的古土楼有18座。建团此筑年代最久远的是书洋乡石桥村溪尾洋社的永安和书洋乡下版寮村的辑光楼及裕昌楼。永安楼约建于元代中期，辑光和裕昌楼约建于元末（1368年左右），距今均已600余年。明清时期建造的土楼占52%。今存建筑400年以上土楼有27座，300年以上有37座，200年以上有130多座。土楼建筑技艺传自邻近的闽西。古土楼大多数请永定、上杭的泥匠和木工师傅来建造。清代以来，南靖客家人对土楼建造已相当熟悉。

根据永定县土楼专家胡大新的研究，永定县城郊乡古二村的方形土楼龙安寨，始建于北宋时期，迄今已经有1000余年的历史，为最古老的土楼。2009年6月17日至7月6日，由福建省考古队对龙安寨土楼进行考古试挖掘。在探沟范围内，揭露出两期相互叠压的遗址和地层堆积，出土了北宋时期的近百件陶、瓷器残片，器形有罐、碗、碟、炉等生活用品。第一期地层堆积为生土夯筑而成的土墙遗址。第二期发掘的遗址有房子、道路、生土墙、护坡等。该土楼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充分证明，至少在北宋以前永定县境内就产生了较为成熟的民居建筑土楼。

宋元明时期（11—14世纪），由于社会动乱，许多战事延至福建境内，再加上沿海地区时常遭受海寇侵袭，这些具有强烈军事防御性质的堡、寨形式所具有的功能，逐渐被移植到民居建筑上。以四周夯土墙与围墙内部木结构建筑共同承重的土楼建筑形式，逐渐大量出现。

特别是唐宋时期，客家民系在江西赣州、福建汀州地区形成后，不断向福建的东、南方向拓展，不可避免地与先期进入福建并扎根于此的福佬民系居民产生冲突。而且客家民系进入福建后的二次迁徙，多以家族为单元，举族而迁。为了拥有生存空间，适应新的生产、生活和防卫的要求，他们需要一种既能适应聚族而居、具有高度防御性的要求，又必须适合当地特殊地理环境，就地取材，便于建造，在经济成本、建筑材料的获取等方面具有可行性的建筑。由土堡、土寨形式演化而来，集居住、防御等功能于一体的实用的围合型生土建筑——土楼建筑艺术逐渐在这一地区产生并发扬光大。福建土楼就是这样在民族迁徙的历史背景下，在长期的实践中被创造并延续至今的，把中国沿袭了数千年的生土建筑技艺推向顶峰。

公元11—13世纪（宋元时期），是福建土楼的产生形成阶段，规模较小，大多没有石砌墙基，装饰也较粗糙，建造形式上呈正方形、长方形。这一时期，永定客家土楼以馥馨楼、日应楼、豫兴楼、月成楼、源昌楼等为代表。 14世纪末开始至17世纪初（明代），随着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福建沿海和闽西南山区寇、贼屡发，融防御与居住为一体的福建土楼建筑形式被广泛采用。明末清初（17世纪）大学者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六册福建省部分引明万历（1573—1620年）版《漳州府志·兵防考》城堡条记载到：“漳州土堡，旧时尚少。惟巡检司及人烟辏集去处，设有土城。嘉靖辛酉年（即嘉靖四十年，1561年）以来，寇贼生发，民间团筑土围、土楼日众，沿海尤多”。标志着福建土楼进入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也是客家民系、福佬民系与当地人民经济、文化互相交融的时期。据1997年版《南靖县志》卷六的资料统计，由永定迁入南靖开基的有21个姓氏，迁入平和县开基的有10多个姓氏。

而漳州土楼分布与客家民系的分布，基本重合，更说明了这个问题：

诏安县土楼，分布在秀篆、官陂、霞葛、太平4个乡镇。前3个乡镇是纯客家区。太平是客家福佬混居区，客家福佬人口比例约为6：4。

南靖县土楼，分布在梅林镇和书洋镇。这两个乡镇基本上是客家人居住，福佬居民约占5%。

平和县土楼，福佬人和客家人都住土楼。但土楼分布区主要在客家乡镇和福客混居乡镇。

华安的土楼比较少，目前只有64座，居住者有福佬人和福佬客。

实际上，现在南靖讲闽南话的土楼居民，从他们族谱记载的迁徙路线，以及他们在从事宗教、祭祖，丧葬等活动来看，仍然保持客家民系的方式与特点。如“吕秀莲的祖籍地南靖书洋吕厝（龙潭楼），现在是一个通用闽南话的村落。但该村吕姓是明代中期从永定大陂头迁入的，老底子仍是客家。” 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清代、民国），福建省西部及西南山区的条丝烟、茶叶等加工业蓬勃兴起，销往全国及东南亚各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生态环境认识的提高，居民对住宅的要求更加迫切，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长，为维护家族的共同利益，让更多的宗亲几十人或几百人聚族而居，以适应家族的兴旺，居住的安全，方形、圆形和府第式等丰富多彩的土楼应运而生，建筑形式渐趋考究，功能也向多样化发展，出现了以土楼建筑为主体的村庄。19世纪晚期，海外文化影响在部分土楼建造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一些土楼内出现了中西融合的建筑形式与装饰。福建土楼达到了鼎盛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