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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几宗放虎归山事件
1945年8月25日，军统局代理局长戴笠接侍从室急电，奉命从上海飞回重庆，此前他刚刚准备着手在沪进行肃奸和“劫收”的工作（四天前到沪），就这样忽然被召回来确实有些恼火，问过主任秘毛人凤才知道真有大事发生：毛泽东主席即将到达重庆举行和平谈判，而老蒋要求他立即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戴笠的第一反应是“假保卫真刺杀”，并且当面向老蒋表态一定完成任务，以及紧急筹划的暗杀行动计划，没成想当场遭到一顿臭骂，什么娘西屁、小憋三的著名词汇都出来了。老蒋告诉戴笠，他已经承诺美苏两个大国，必须为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负责，而美国大使赫尔利更是宣称以“国格”担保，所以军统要做的是“真保卫”！
史料记载，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为了防止军统乱来，曾要求老蒋把戴笠暂时扣押起来，直到老蒋再三保证始才作罢。而老蒋也很直白地告诉戴笠，一旦谈判中间出现什么意外，国际国内都会视作军统所为，言外之意，界时戴笠脑袋一定不保，所以为了自己的脑袋安全着想，戴笠不得不改弦易张，与宪兵司令张镇共同负责起安保工作，不敢有丝毫马虎。
（军统局代理局长戴笠）
而延安方面其实也做了最坏的打算，老蒋在历史上那是出了名的政治流氓，邓演达、胡汉民、张学良、杨虎城都曾经被背信弃义地扣押，甚至杀害。所以毛主席、周公和王若飞去重庆谈判，也无异于深入虎穴，被软禁甚至扣押不放的情况是非常可能出现的，为此，毛主席在临行之前特别提议少奇同志为代理主席，同时增补陈云和彭真同志为临时常委。
也就是说，即便老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延安方面仍然可以举行五常委会议，仍然可以有效地领导军民进行斗争，主席在为此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美苏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某人独裁统治的，苏联红军进入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将军和赫尔利乘美国军机到达延安，专程迎接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而周公则是开门见山：“我最担心的是毛泽东同志的安全问题”，素以“和平将军”著称的张治中很有信心地说：“苏、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对蒋委员长做了工作，他们都能保证毛先生的安全，我看不会有问题”！周公依然不放心：“文白兄，他们担保是担保，但我们不能大意，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次日，毛主席率中共代表团毅然飞往重庆，这一消息登时震撼山城乃至于全国，柳亚子先生盛赞这是“弥天大勇”。而张治中为了安全着想，特地将自己的“桂园”腾了出来，此园位于重庆上清寺，距离曾家岩50号和红岩新村都比较近，确实是个合适的下榻之所。桂园的内层保卫由我方负责，外层由张镇的宪兵负责，张治中还调来自己军委会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以便衣的形式加强保卫工作。
（毛主席与赫尔利）
双方在老蒋的黄山官邸第一次会唔时，恰戴笠也侍从在侧，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公正色道：“你就是戴笠吧，你很能干，不过要多做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不要成为历史的罪人”，黄埔六期肄业的戴笠完全被周公的气势所震慑，结结巴巴答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好找机会退了出来，兀自脑门冒汗。
然后就是旷日持久长达43天的双方谈判，期间毛主席频频接见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然而由于蒋当局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所以在解放区问题、在军队整编问题上双方分歧极大。我方认为蒋军兵力已达262个师，则八路军、新四军按其七分之一的规模，至少也应整编为43个师，而蒋方代表却只同意12个师的编制，几经交涉也不过增加到16个师，谈判进行的非常艰难。
在此期间，老蒋也确实动过背信弃义的卑鄙念头，在谈判陷入僵局的9月29日，老蒋曾在日记中罗列延安十一条“罪状”，还写下了准备扣押毛主席的文字，而对于“扣毛”的后果，老蒋心里非常清楚，那就是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必然强烈，不仅美国方面会大光其火和放弃援助，苏军也可能会有异动。思来想去，老蒋还是犹豫不决，10月6日再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应该说，毛主席在渝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是比较得利的，其中宪兵司令张镇最为恪尽职守，特命宪兵第九团团长蔡隆仁全程不离左右，周公后来多次提到张镇曾在重庆谈判时立了一大功，直到逝世前还念念不忘。而军统大小特务也在戴笠的严令下未敢造次，期间虽然发生了“八办”秘书李少石被杀的事件，但经认真调查后确属误击，可谓是虚惊一场。
美国人也着急，经过赫尔利的软硬兼施，老蒋也不得不在军队问题上再次有所让步，根据10月10日的谈判纪要规定：国民政府军队须第一期压缩到90个师的编制（于是有了所谓的整编师），而延安领导的军队则缩编为24个师，这也就是《双十协定》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周公为安全计，立即提出：“毛泽东主席来重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某些问题上国共双方短期很难达成一致，我方决定让毛主席先行返回延安”。
鉴于谈判条款的细节确实很难迅速完成，对方也只能同意周公的要求，10月11日，由张镇亲自护送、由张治中全程陪同，毛主席乘机安全返回延安，留下周公跟老蒋继续周旋。而对于历史上这最大的一次“放虎归山”，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老蒋的自信心爆棚，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双方实力对比状态下，他不认为延安方面有任何打赢的可能，正如同他所说的那样：“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
他要是能预见四年后在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肯定就不会这么自负了，恐怕肠子都得悔青。
历史上有哪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例子
这个问题简直不要太多。
因为古往今来，小人常有，而君子不常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之一。
因为有太多小人习惯将自己的龌龊想法强加于君子身上，所以君子才显得如此凤毛麟角，他们的形象才会如此高山仰止。
在我国100多年的近代史上，领袖和蒋中正是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很多人将蒋中正的失败归咎于“既生瑜何生亮”，给蒋委员长的失败戴上了时运不济的帽子，这是一种极端可笑的解释。
众所周知，蒋介石及蒋家王朝的彻底失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一败涂地，更是亿万人民的衷心选择。他的失败充分说明，蒋家王朝和四大家族是不得人心的，蒋中正和领袖也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领导人。
而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蒋中正都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并做了许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事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945年的重庆谈判。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在即，国共两党都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所不同的是，在中共七大上领袖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在国民党六大上蒋中正则提出今日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外敌，中共则是内敌。抗战尚未胜利，蒋中正便已开始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蠢蠢欲动。
但国民党的军队在抗战时期，大部分退往大西南和大西北的后方地区，在没有彻底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情况下贸然与中共开战，势必会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
更关键的是此时的美国作为蒋中正的金主，出于和苏联争霸的需要，不希望我国境内再起战端，尤其是让苏联有机可趁，因此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在我国建立一个听命于美国的独裁政府。而苏联自1945年8月14日，蒋中正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由于争霸方向远在欧洲，斯大林在远东地区对美国采取守势。只要美军不向东北发展，斯大林就承认美国在我国的既得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平谈判就成了当时蒋中正的最好选择，而如果邀请领袖到重庆商谈则可以掌握更大的主动权。
一方面，谈判可以拖延时间，大规模向东北、华北等地运送军队；另一方面谈判可以吓唬共产党，如果领袖不去重庆，则可坐实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的罪名，从而将内战的责任全部推脱。
为了演好这场戏，蒋中正向延安三次发报邀请：
蒋中正第一封电报：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领袖复电：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蒋中正第二封电报：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