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河：陈潢承诺30年治好水患，看完黄河疯狂史，就知他在吹

历史上黄河每次决口洪水淹没了大片土地，吞噬了无数的城镇和田园，夺取了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在黄河流域的历史上制造了无数的悲剧。

1、明清以前的黄河水灾

西汉武帝时河决瓠子，洪水泛滥所及达16个郡，相当于今豫东、鲁西南、淮北、苏北等广大地区，历时20余年，“城郭坏沮，稸积飘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

成帝时黄河在馆陶和东郡一带决口，洪水泛滥四郡32县，受灾面积达15万余顷，平地水深至3尺，“坏官亭室庐四万所”。

西汉末年王莽时黄河决口，河南的济、汴之间，洪水泛滥达60余年，西汉以来所修的河堤、水门，“皆在水中”，全遭破坏。平原地区长期为洪水泛滥游荡，遂使“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

河汴之间土地大片盐碱化，直到60年后王景治河，理顺了河道，排水条件改善后，才有可能逐渐脱碱，这对淮北平原的农业生产带来很大损失。

北宋一代河患特别多，如天禧三年(1019年)黄河在滑州城西北天台山旁水溢，接着又于城西南决口，洪水波及澶、濮、郓、济、单等地至徐州与清河合，相当于今豫东、鲁西南地区，受灾达32州县，沿水城市都受水“浸城壁，不没者四板”。次年六月复决天台山旁，“害如三年而益甚”。

庆历八年(1048年)后，北宋朝廷内长期有北流、东流之争，河流反复在河北平原上来回滚动达80年之久，生灵涂炭。

其中熙宁十年(1077年)黄河在澶州曹村决口，分南北清河入海，“凡坏郡县五十五，官亭、民舍数万，田三万余顷”；正溜夺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流经徐州城下，水深达二丈八尺。

当时知徐州的苏轼有诗云：

“岁严霜重水归壑，但见屋瓦留沙痕。”

可见洪水没入城内，而且全城被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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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二年(1108年)秋，黄河北决，整个巨鹿县被淹，成了东方庞贝城。

金元时期河患频繁，且极混乱，长期多股分流，主要发生在河淮间，淮北平原生态环境恶化，实始于此时。

最严重的是至正四年(1344年)一次，河决曹县白茅堤，今鲁西北、淮北地区以及会通河、北清河沿线州县全遭水患。

当时有人写下了反映这次灾情的诗句，其中有“季来河流失故道，垫溺村墟决城堡，人家坟墓无处寻，千里放船行树杪”，可见灾情之严重。

2、靳辅治河以前的黄河水灾

明代河患更甚。

景泰三年（1452年)六月河水北决，冲溃沙湾，会通河受阻，排水不畅，从徐州至济宁间，平地水高一丈，沿河民居皆圯。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黄河决破开封土城，于是筑砖城以御之。越三日，砖城亦溃，洪水入城，水深丈余。周王府后宫及官民乘筏以避。城中死者无算。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起义军围攻开封城，明河南巡抚高名衡扒开城北河堤，企图水淹起义军，结果洪水没入开封城，城内37.8万多居民，被淹死者达34万人。

进入清代，黄河决口后造成的洪涝灾害，有增无减。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根据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1736~1911年（乾隆元年至宣统三年）间部分“宫中”、“朱批”及“军机处录副”整编的《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所反映的清代176年在黄河流域发生的洪涝灾害总计有3407县次（其中上游区738县次，中游区1398县次，下游区1271县次)。

在下游地区发生的1271次洪涝灾害，绝大部分是由黄河决溢所造成的，即便不是直接由黄河决溢成，也是因为黄河的决溢改迁，造成平原水系的紊乱、淤废，遇地区降水过多，积水难排而引起的。

1662年（清康熙元年）是多次发生大洪水的一年。该年夏天以来甘、陕、晋三省黄河各条支流连续大雨暴雨。

据康熙《陕西通志》卷三○记载，陕西省六月以后连续大雨60日，泾、渭、洛诸水并涨，“诸谷皆溢，淹山走陆”。山西省境内的汾河和涑水河流域也发生连续大雨。据大量文献记载，尤其是八月中秋前后在江南大旱，南海有强台风接连三次登陆的条件下，黄河中下游产生了“昼夜不绝”的17天“如注”大雨。雨带东西向分布，并逐渐向东移动。

当黄河干流特大洪水到达河南境内，开封、归德、怀庆等府及鲁西地区又逢大雨。

自五月至七月间,在曹县石香炉、中牟黄练集、武陟大村、睢宁孟家湾、宿迁、清河和高家堰等处先后决口,八月又在兰阳高家堂和曹县牛市屯发生新的决口,灾情十分严重。这是一次中下游同时暴雨形成的洪水,持续时间又长,历史上非常罕见。

3、靳辅治河以后的黄河水灾

清代从乾隆年间(1766年)开始,在黄河干流上的青铜峡、万锦滩(陕州北门外)、伊洛河口、沁河口等地,每年汛期设有水尺观测水位涨落,以资报汛。其中资料比较完整的是万锦滩。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知道有1761年、1780年、1785年、1793年、1794年、1800年、1801年、1802年、1806年、1819年、1822年、1834年、1839年、1841年、1842年、1843年、1849年、1850年、1851年、1855年、1871年、1892年、1896年、1898年等涨水记载较多,洪水可能较大。大洪水年往往有连续性,如1841~1843年、1849~1851年。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黄河下游三花间发生一次特大洪水,从发现的碑记来看,伊洛河、沁河同时涨水。洪水发生在8月中旬,洪峰出现时间为8月17日。

三门峡、花园口之间的嵩县、渑池、新安、偃师、巩县、陕县、垣曲、济源、孟县、博爱、武陟、修武、沁阳13个县的县志都有暴雨记载,降雨范围广,雨带为南北向分布,三(门峡)花(园口)间为暴雨中心。

降雨连续约10天,其中暴雨约5天,为历史上三(门峡)花(园口)间出现的罕见特大洪水。下游漫口计27处,中牟杨桥以上5处,以下22处。杨桥口门扩至500余丈,正流由贾鲁河夺颖河入淮；分流由惠济河夺涡、淝河入淮。杨桥决口于当年十一月初一合龙。

这次洪灾豫、鲁、皖三省受灾30余州县,仅河南一省被淹村庄5418个，淹死1055人。

1801年(嘉庆六年)六月二十、二十二、三日,万锦滩黄水陡涨三尺,沁河长水五尺五寸,洛河于七月初四陡长三尺,三股涨水汇注下游,徐州城外黄水同时骤涨,志椿连底水共存一丈八尺二寸,下游各厅陆续报涨。

幸好去年秋汛所涨之水,消落殆尽,故河道尚可容纳,未成大灾。然该年秋汛,黄沁并涨,“较乾隆五十九年最大之年,复加长三尺余寸”,“数十年从未上水之高滩,无不普漫,江境两岸大堤,计长一千余里,处处盈堤拍岸,危于呼吸”。后经日夜抢险,终未决堤。

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是目前所知进入19世纪后第一个大洪水年。

据陕州万锦滩测报,自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八日共涨水7次,七月十八日已积涨水8丈8尺1寸。二十三日下游又适逢西北风大作,骤雨倾盆,遂于祥符、兰阳、陈留、中牟等处漫口夺溜。

祥符、兰阳、考城、仪封、中牟、陈留、武陟等地均有漫决,主流经原武、封丘东流穿运夺大清河分两路入海，1822年(道光二年)洪水也很大。该年陕州万锦滩、武陟、沁河口、巩县洛河口测报，从夏历四至五月,黄河涨水多次,共达10丈有余,下游沿河各厅水志测录都比1819年还大2~4尺。由于1820年曾大修了一次下游河堤,所以并未造成决口。

4、近代以来的黄河水灾

1841~1843年连续三年黄河下游发生大洪水和特大洪水。

据有关方面分析,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的洪水是近一二百年最大的一次。

历史记载这一年汛期，沁河口以上连续年涨水达9丈6尺余，陕州万锦滩44小时内涨水20.8尺之多,洪水漫三门顶而过,溢出堤岸并淹了垣曲城南垣,又淹了平水时距水面2丈余的万锦滩。

当地有民谣:

“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了太阳渡,捎了万锦滩。”

下游在中牟九堡决口,口门冲宽至360余丈,中泓水深约2丈9尺,由颍、涡等水入淮。

这次洪灾波及豫、皖二省27个县,九堡口门至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才堵合。

新中国成立后曾实地调查当年洪水痕迹,三门峡上游史家滩附近洪水位高程为302.46m,陕州北关村洪水位高程为309.3m,平陆太阳渡洪水位高程为306.5m,初步估计这一年经过陕县最高洪峰流量为36 000m3/s，为新中国成立前1933年最大流量的1.6倍。

1843年洪水来源据清宫《雨雪粮价》奏报(存故宫博物院)及黄河水利委员会调查,以龙门以上黄河北干流为主,泾河、北洛河也较大。1841年、1842年的洪水也很大。1841年夏历六月十一日陕州万锦滩14小时内涨水9.6尺,迅猛过于1843年。

1855年六月十八日以前,沁河口以上累计涨水仅2丈8尺,来势“尚不过旺”,恰遇下游大雨一昼夜,上游各支流来水同时汇流,兰阳铜瓦厢三堡以下塌岸,六月二十日全溜决夺,以后上游干流和伊洛沁河又连续涨水,下游又连续大雨,洪水泛滥,一片汪洋,远近村落仅露树梢和屋脊。

1933年8月6~10日,黄河中游托克托至三门峡区间,包括泾、渭、洛河流域、托克托至龙门区间的晋陕地区、汾河流域等30万平方公里余内发生了大面积大暴雨,致使8月10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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