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说是以具体的水流即主人公为不变的主观视角，以主人公的个体命运偶然遭遇的场景即水槽和地形为背景，来逼近个体的真实；而哲学小说则是以规定情景即水槽和地形为不变的客观舞台，以变化流动甚至是任意的各色人等进入这一规定情景后的必然表现，来穷尽人性的种种可能性，探索人性的具体边界，以及人性的每一个逻辑分叉。
哲学小说不同于文学小说的思维方式
——关于《通天塔》的答客问
问：首先祝贺你的长篇小说《通天塔》在完成十一年后历经艰难终于正式出版。
答：谢谢！这应该归功于责任编辑岳建一先生和中国工人出版社。如果不是岳先生的慧眼卓识和中国工人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我不知道这部书还要过多久才能问世。这部小说最终没能在文学杂志发表和在文学出版社出版，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通天塔》在文学园地里确实是个身份不明的异类。
问：你是不是说，《通天塔》长期不能发表和出版，不完全是因为文学刊物和文学出版社有眼无珠，也与《通天塔》在已有的文学格局中确实找不到恰当的位置有关？
答：是的。《通天塔》不是一部文学小说，稍有文学常识者仅凭直觉就能看出来。《通天塔》是一部哲学小说，早在1991年第一次投稿时，我就明确宣布了，但又很少有人轻易认同，因为中外小说史上没有哲学小说的先例。即便是伏尔泰的小说，也称不上哲学小说，何况伏尔泰是否称得上哲学家还有疑问，起码罗素没有把他写进《西方哲学史》。萨特是比较重要的现代哲学家，但他是哲学、文学两栖作家，写小说时他的思维方式完全是文学的。小说形式只是承载其已经成型的哲学观念的容器，他没有用小说直接进行前途未卜的哲学探险。然而真正的哲学小说，应该用小说这种形式进行哲学探险，从而显示出与文学小说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由于在小说史上没有先例可资借鉴，因此《通天塔》是对小说家族前所未有的全新品种“哲学小说”的一次尝试。
问：任何一个读者都看得出来，《通天塔》是一部奇异的作品，至于是在已有的小说园地里为它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还是从文体学角度对它进行新的分类命名，这将有待于专家的论定。我想还是从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开始提问。比如《通天塔》的形式特点很多，但最直接最明显的是通篇都用句号。汉语自古以来确实没有标点符号，所以现在通用的标点曾经被称为西式标点，你是不是对这种非汉语固有的新式标点十分反感？
答：首先要消除一个误解，并非通篇都用句号，而是凡属于王先生叙梦的部分都用句号，而王先生在接受治疗过程中与尚小姐、尚大夫之间的对话都用规范标点。即梦的部分用句号，醒的部分用规范标点。这样做的理由有三。
一、基于结构特殊性的理由：比如第一章王先生的梦说到一半，与尚小姐有一些对话，随后又接着说梦。如果每一次梦里梦外的进出都要明确交待就非常笨拙，而用句号就是一个眉目清楚的方法，对阅读也是简便的提示。
二、基于内容特殊性的理由：梦的思路原本就是断断续续的，用句号取代其他标点，使语句似断若续，有一种特殊效果。这种特殊效果部分地就是所谓“结结巴巴”，而灵魂的结巴是《通天塔》的重要主题。
三、基于汉语传统的理由：我并不反对新式标点，但汉语的音韵美等固有特质确实在新式标点之下大为丧失。线装书中只有点断（即句读），不分什么号。《通天塔》的句号就相当于句读。我想试验一下句读用于现代汉语能够达到怎样的效果。我的体会是，用传统句读而不用新式标点，对句子的组织法确有微妙的影响。假如用新式标点，许多句子我不会这么写。我想应该允许探索，假如探索没有激进到影响阅读，探索就应该鼓励，这样我们伟大的母语就会日益丰富，永葆活力，成为世上最美的语言。
展开全文
问：《通天塔》的语言确实很有特点，尤其具有许多汉语自身固有而其他语言不具备的特点，有人据此认为这部小说是不可译的。你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答：一般认为诗歌具有最大的不可译性，但诗歌依然在不同语种之间被广泛翻译。所以一个特殊语种中具有某种不可译性的语言极品，正是其他语种最愿意翻译的，哪怕这种翻译颇多郢书燕悦、以讹传讹的成分。艺术的魅力之一就是挑战困难并克服困难。完全可以说，一部作品的不可译性越高，就越值得翻译；一部作品的不可译性越低，就越不值得翻译。被认为高度不可译的《尤里西斯》，世界各大语种都翻译了。《通天塔》的语言是非常通俗的，不通俗的是思想和寓意，而思想和寓意一般来说总是可译的，不可译的是语言，像“静听动静更动听”、“一切真如都是假如”等在汉语中明白如话的句子，转换为其他语言确有困难。但这是翻译者的事，不是作家的事。作家决不能为了具有可译性，而放弃民族语言的特质。如果一个作家这样想，这样做，那么作品在本国读者那里已经站不住脚，不必奢谈其他。
问：在《通天塔》尚未被公认为哲学小说的今天，大家都称它为寓言小说。事实上你的许多作品都有寓言色彩，比如《人文动物园》，或者与寓言有关，比如《寓言的密码》，你为什么对寓言这么感兴趣？
答：因为我小时候无书可读，除了官方提倡的唯一一类哲学著作，非文学的读物我只找到成语词典。读完整本成语词典以后，我还会不断重读，主要是重读有故事的成语典故，而这些有故事的成语典故大多是先秦诸子寓言。词典里引用的诸子原文，特别吸引我，我就是通过这条路径，接触到了当时已被彻底否定的中国古典文化。我从理科改考文科的每一目标，就是阅读诸子原著。我读诸子已有二十多年，至今还是每年都读。幼年阅读经历，往往会影响作家的写作方向和写作特点。另外我从未想过做文学家，我对故事的兴趣非常有限，我觉得很少有什么故事是全新的、奇妙的。大部分故事都是老套，用“生老病死”四字就能概括。我对探究故事后面的“道”即所以然更感兴趣，而文学家一般对怎么样（也可以说是“路”）更感兴趣。在我看来，怎么样是比较表象的甚至是一目了然的，我不能一眼看透的是表象后面的所以然，我更愿意探究。
问：你是不是认为“知其然”不如“知其所以然”？或者说认为哲学高于文学？
答：这不能一概而论，哲学和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虽然两者都关注人性这一主题。说到人性，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想必你不陌生。
问：我记得告子认为，人性就像流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所以告子认为客观存在的人性本身没有善恶，善恶只是不同的人对“东流”或“西流”的主观评价。但孟子不同意告子的观点，认为“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水无有不下，人无有不善”。
答：你概括得很准确。我愿意借用这个比喻，说说我的看法。我相信大部分不走极端的人，包括哲学家和文学家，都会倾向于告子的意见，但哲学家和文学家在具体方面，尤其是思维方式上，会有很大不同。大致说来，文学家的视域比较窄，但细节比较丰富，他们关注的是具体的水流，无水的地方引不起他们的兴趣。而哲学家关注的是使水怎么流的人工水槽和天然地形。哲学家探究各种各样的地形和形形色色的水槽，就是要穷尽对水流来说具有可能性的每一个逻辑分叉。文学家跟着具体的水流走，就难以穷尽每一个可能的逻辑分叉。文学的价值是具体性和真实性，哲学的价值是抽象性和系统性。思想源于惊讶。文学家惊讶的是，水流到的地方，居然有这样一条水槽，或这样一种地形，具体的水没有流到的地方，基本上在他的视野之外，由于他关注的主要是具体的水，即使对水已经流到的地形和水槽，他也常常缺乏真正的洞察，因为流动的水很快就会流向其他的水槽和地形，他的注意力也随之转移。所以文学家对水槽和地形的了解，大体上是浮光掠影的，缺乏深度的。哲学家惊讶的是，任何水槽和地形，居然最终都会有水流进去，所以他对水曾经流过的水槽和地形特别关注，不会被暂时的水流牵着鼻子走，哲学家对暂时没有水流的水槽和地形同样予以高度关切。按照逻辑的先天可能性和生活的无限多样性，实际上哲学家对水流的任何变相都不会真正惊讶。哲学家真正惊讶的是，水居然能够流到离水的本性如此之远的地方，并且被外力塑造成任何形状。哲学家对水流、水槽和地形都有比较系统的理想，而文学家往往没有系统的理想，即使有理想也只是对水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对地形的一厢情愿的空想，很少有对水槽的理想。但有理想未必都是好事，许多哲学家的理想，最后都成了把水越引越远的思想水槽，或是成了把水弄得奇形怪状的思想水潭，乃至成了把水弄得毫无活力的思想水库。哲学家应该致力于探究和穷尽各种天然的地形，批判各种不让水按其天性自由流动的水槽、水潭和水库。以我的道家立场来看，天然瀑布一定比人工喷泉优美。
问：《通天塔》被认为包罗万象，你是否就想通过它探究各种天然地形尤其是人工水槽的每一个逻辑分叉，穷尽水槽和地形如何影响人性水流之走向的种种可能性？
答：一部小说不可能穷尽人性的全部可能性，正如文学家非常想逼近具体水流的绝对真实，然而绝对真实是无法抵达的。从佛学角度来看，芥子纳须弥，一花一世界，一滴水中有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即便由自然主义文学大师对一个最简单的小故事进行不厌其烦、穷形尽相的繁琐描绘，也不可能全息性地传递全部细节。因而哲学家欲穷尽全部可能性也难以实现，但我在《通天塔》里确实做了文学家一般不会有意识去做，而哲学家往往会有意识去做的事：试图穷尽一个规定情景中的全部可能性，《通天塔》的规定情景，就是“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所以说，文学小说是以具体的水流即主人公为不变的主观视角，以主人公的个体命运偶然遭遇的场景即水槽和地形为背景，来逼近个体的真实；而哲学小说则是以规定情景即水槽和地形为不变的客观舞台，以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