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李鸿章最爱的独女，为何要嫁给1个成亲三次的罪人
- 在中法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战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为什么扬州人清末重臣董恂，稀里糊涂丢掉户部尚书
- 张佩纶曾建议李鸿章乘日本羽翼未丰抢先登陆日本，这是好主意吗
- 中法之战中镇南关大捷为什么没能够挽回清朝割地赔款的命运
- 张佩纶为李鸿章女婿，为何后期仕途不畅
- 李鸿章为何将年仅22岁的漂亮女儿许配给41岁的老头
李鸿章最爱的独女，为何要嫁给1个成亲三次的罪人
袁世凯袁大总统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算半个。”而题主所说的李鸿章最爱之女所嫁之人，便是袁世凯口中翰林的第一位张幼樵是也。
张幼樵何许人也？此人是河北唐山人，在大清同治年间中的了进士的头衔，被朝廷安排到了翰林院做侍讲，由于其刚正不阿的性格加上出众的才华，屡屡在朝堂之上对那些不正之风加以弹劾，是清末一位名气较大的清流之臣。而李鸿章同为清流之士，对张幼樵是一百个喜欢，故而对其召入幕府之中。
李鸿章的儿子也算不少，一共有3位之多，且都出人头地（分别为李经方，外交家曾任驻美日公使及外交英吉利大臣，二子李经述官至三品参赞，三子李经迈曾出任奥匈帝国钦差大臣）但最爱的还要属他的两个女儿（顺便纠正题主），他的大女儿就是今天的主人公李菊耦，话说被召入李鸿章幕府的张幼樵比李菊耦大20岁之多，但李鸿章出于爱才和拉拢，在某日听闻张幼樵的妻子过世了，于是说服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张幼樵，从此亲上加亲，张幼樵成了李鸿章的女婿。后来的事实证明，老李看对人了，张幼樵婚后不但对其女感情非常好，还经常吟诗和对好不快活，在政事上这位女婿也竭尽所能帮助李鸿章打造了一个“李家王朝”。
在中法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战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谢邀请。1884.6月，法军在越南北部谅山附近挑衅清军，并加紧向中国东南沿海调动军队。面对法军的咄咄紧逼，清政府先是请求英、美等国出面调停，后又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上海谈判。谈判时断时续，不时陷于僵局。清政府完全寄希望于和谈，不顾法军猖狂挑衅的严重形势，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不可先行开衅＂。
1884.7.15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队闯入福建闽江口，提出要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停泊。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会办大臣张佩纶害怕拒绝生衅，影响和谈，竟同意了这一无理要求，并给予＂最友好的接待＂，希望借此缓和局势。但法舰驶进马尾军港以后，日夜监视港内福建水师，不许其移动，声言动则开炮。广大官兵愤恨法舰侍强相逼，多次要求起锚整训。李鸿章以＂战期未至＂为借口，严谕福建水师不准备战，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继续听任各舰在江心抛锚。
1884.8.22日，法舰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猝不及防，仓促应战，有的兵舰还未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或起火焚烧。经过大约半小时战斗，福建水师最后全军覆灭，官兵伤亡达700余人。马尾造船厂也被炮击，一艘正要完工的快船被破坏。
当时清政府的军政、外交大权实际掌握在李鸿章手里。他虽然曾提出＂自强＂口号办洋务，但一遇到外国侵略，从来没有讲过主战言论。为了保存淮系军阀集团的实力，一味求和，是＂和而不战＂的典型。在马尾海战打响前，李大讲＂不可轻言战事＂；在战争打响后，他不想如何取胜，却一心求和，完全执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李鸿章真的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为此，当年左宗棠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十个法国将军，也没有一个李鸿章坏事＂。由此看来，此话并非虚言。
为什么扬州人清末重臣董恂，稀里糊涂丢掉户部尚书
董恂（1807—1892），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人，初名椿，科试后改名醇，同治即位，避帝讳，改今名。1840年道光二十年进士，1882年退休。为官42年，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历任户部主事、湖南储运道、直隶清河道、顺天府尹、都察院左都御史及兵、户两部侍郎、尚书，官居户部、工部、吏部、兵部四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权大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
一、董恂的官场经历验证了学者型官员的优势和缺陷
中国古代就有“选贤与能”、“贤人治国”思想，科举制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官场仕途之路，这些学者型官员的优势时能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质量；能够较快获得各种新知识新信息，更新意识和知识储备，学术良知可能使他们更注重个人的修养和品德。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主要就是“书呆子”、“学究气”太重，这些说法虽然带有明显的偏见，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类型的官员还不熟悉政治运行的规则，缺乏把自己的知识转变为决策的政治技能。
台湾作家高阳先生在所著《慈禧全传》中这样提到董恂：董恂字韫卿，扬州人，人极聪明，博览群籍，而在讲理学的人来看，他搞的是杂学。当然像他这样的人，必定自负，与人交接，傲慢不礼，所以有个外号叫做董太师，是把他比作董卓。
书中提到董太师以户部侍郎在总理通商衙门行走，有一套正人君子所不屑为的花样跟洋人打交道，颇受恭王的赏识。
也许只有洋人能够接受董恂的办事风格。1873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一行人出使中国。日本大使此行，主要是祝贺同治皇帝大婚和亲政，以及交换前年签署的《中日修好条约》。在访华期间，日方随员柳原前光和郑永宁造访各国总理事务衙门，对“牡丹社事件”旧事重提，质问清政府为何不惩戒杀人凶犯。接待的清廷大臣为吏部尚书毛昶熙和户部尚书董恂，他们对日方的质询作出了答复。
根据《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的记载，毛、董二人回答说：“本大臣等只闻生番掠杀琉球国民，未知与贵国人有何干系。不过，琉球国乃是我之藩属，琉民从生番逃出者，当时悉由我国官吏救恤，并送还本国。”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记录的则是：“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之权固在于我。我抚恤琉人，自有措施，事与贵国无关，何需烦为过问？”
此处日中双方史料记录不同，但大意是一样的。“台湾是我国土，琉球是我属国，两地居民间的争斗，我大清自会料理，关你日本屁事？”可以说毛、董二人的回复非常得体。
尽管董恂在官场40多年，最终却落得被弹劾退休的结局，这也是学者型官员政治敏感度弱的表现。
二、董恂晚年替人背锅被弹劾，稀里糊涂丢掉户部尚书
清朝入关之初的顺治五年七月丁丑，清廷为了拉拢汉人稳固统治，因此始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而在此之前六部和都察院的只有满人担任尚书、左都御史。通俗来说六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部长，左都御史相当于检察长。
这样的制度在历朝历代可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是清朝的特色之一。主要是用来缓解满汉矛盾的，汉人尚书、左都御史侍相当于今天的名誉会长之类的，真正的实权还在于满人尚书和左都御史手中。直到光绪三十二年九月甲寅，尚书和左都御史，不分满汉，这一格局才改变。
董恂是从同治八年六月（1869年7月29日）到光绪八年正月辛亥（1882年3月13日）卸任期间，共有4位满人的户部尚书宝鋆（1862年3月8日—1872年7月16日）、载龄（1872年7月16日—1877年2月19日）、魁龄（1877年2月19日—1878年6月14日）、景廉（1878年6月15日—1883年7月25日）。
六部中户部的最高级长官，相当于今日的财政部长，掌握着国家财政，难免有贪污的流言传出，这引起都察院的重视。
光绪八年正月（1882年3月），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对户部尚书董恂进行弹劾，还有吏部尚书万青藜、并指责左都御史童华包庇他们。10天后，万青藜、董恂、童华三位汉人高级官员被同时开缺，掉了官帽子。
这显然是替满人户部尚书背锅而已。因为两年后的光绪十年，朱谕户部尚书景廉循分供职，经济非所长，降二级调用。
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和左都御史，都属于从一品的高官。张佩纶一次性就让3名高官丢了官帽，在朝廷里引起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