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杨方、杨林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贾强
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039
摘
要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录了玄奘自瓜州偷渡玉门关的经历，结合苏联军事地图以及实地考察进行“精准复原”，可知小宛城遗址很可能就是符合记录的唐代玉门关旧址。在截山子山谷的南端还新发现了一座烽燧，更加确定这条道路就是当年唐瓜州城通往玉门关的道路。
作者简介
侯杨方，男，1970年生，江苏泗阳人，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研究；贾强，男，1990年生，山东泰安人，博士，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杨林，男，1981年生，四川遂宁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玉门关是汉唐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在过去的两千年中，玉门关频繁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内涵早已超出其具体所指，成为历史文化感鲜明的空间符号，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标志与精神象征。然而自西汉设关，玉门关几度兴废，关址也几经变迁，加之史料记载较少和互相矛盾，致使人们对不同时期玉门关的位置争论不休。本文依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结合大比例尺地图和实地考察，力图明确并寻找到唐玉门关的位置，并对玄奘偷渡出关的路线进行精准复原。
一、
关于唐代玉门关位置的几个观点
西汉玉门关原址在敦煌以西。唐代，玉门关已移至敦煌以东地区[1]，东移后的位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双塔堡说，即认为唐玉门关在今瓜州县东约百里处的双塔堡。这一观点由来已久，清末陶保廉在途经双塔堡附近时便指出“唐时玉门关迁此”[2]。其后，阎文儒在《河西考古杂记》一文中亦指出唐玉门关位于双塔堡。[3]之后学者多采此说。[4]近年来，李并成先后发表《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5]和《新玉门关位置再考》[6]等文章，进一步论证唐玉门关在今天的双塔堡。由于此观点论证者较多且由来已久，因此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
（2）马圈城址说，即认为唐玉门关在锁阳城西北12千米处的马圈小城。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为李正宇，他先后发表《新玉门关考》[7]和《双塔堡决非唐玉门关》[8]两篇文章。他认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载的玉门关在瓜州城北“五十余里”只是约数，并不精确；又指出开元十五年（727）吐蕃攻陷瓜州城后，城址由今锁阳城迁至今马圈大城。他以马圈大、小城相隔极近，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相符合，来解释《元和郡县图志》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玉门关位置记载的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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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六工古城说，即认为唐玉门关在今瓜州县城西南19千米处的六工古城。此观点由王乃昂提出，认为玉门关应在常乐县（即六工破城）东“二十步”[9]。
以上几种观点各有所据自成一家之言，孰正孰误，仍需从最初的资料入手。
二、
唐代文献中的玉门关
目前所见，明确记载玉门关位置的唐代史料有两则：一是《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简称“《元和志》”）“晋昌县”条下记“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10]；二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法师传》”）记，从瓜州城“北行五十余里有瓠
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11]。唐瓜州治晋昌县，两者同为一城，学界普遍认为即今瓜州县锁阳城遗址。[12]本来确定了瓜州城的位置，便可顺势得出玉门关的位置所在，但由于两书对玉门关位置的记载相互矛盾，遂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据统计，《新唐书·地理志》共记载关隘151处[13]，其多设于山谷峡口、河流渡口等地形险要和交通要冲之地，通常不会紧邻城市。偶有近者如兰州金城关、江油县涪水关、荔浦县荔平关等也都距城数里，且专为控制附近渡口而设。更近者如兴元府西县百牢关，“在县西南三十步”[14]，也与地理形势密切相关。此处为咸河（古浕水，亦称“白马河”）与汉江交汇处，“傍临白马河，东自梁洋，北自武兴，西入金牛、三泉，皆涉北河以济。河之西南，壁山相对，六十里不断……虽不甚险，而为入川之隘口”[15]，既是峡口又是渡口，乃要冲之地。而如《元和志》所载，玉门关距瓜州城仅二十步之遥，此处既非险要地势，亦非河流渡口，并不符合当时人设关的经验。这也与天宝年间岑参所看到的“玉门关城迥且孤”这一景象相去甚远，如果玉门关真的与瓜州城相邻，无论如何也不会“迥且孤”。更重要的是，今天锁阳城遗址以东并未发现关城遗址。况且《元和志》完成于元和八年（813），此时唐朝丧失陇右地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因此这一记载的准确性遭到不少学者质疑，向达便怀疑“通行本《元和志》或有讹误”[16]。相较之下，《法师传》的记载更为合理。此书由玄奘弟子慧立、彦悰编撰，此二人与玄奘相处十数年之久，对于玄奘西行之事自然较为了解。通读《法师传》，可知玄奘自瓜州至伊吾国一段甚为艰难，几经生死，故其印象极为深刻，凡地点、人名及内心活动等诸多细节尽皆记录，因此其对于玉门关的方位记载更为可信。而且这段记录是现存唯一时人目睹唐玉门关且留下具体路线、方位的记录，最为权威。以往学者在探讨唐玉门关位置时多旁征博引各种间接、后出的史料，遂至众说纷纭，互相矛盾，自然不可能有定论。要想弄清这一问题，应运用“奥卡姆剃刀”式的思维，删去一切冗余无用的信息，回归最权威可信的《法师传》，在此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方能得出正确结论。
本文先从路线与地理位置上排除上述三种学术界常见的唐玉门关位置的说法。前述“马圈城址说”与“六工古城说”均认为玉门关在瓜州通往常乐县的大道上。若玉门关在马圈城，则过关后仍需转向西北，经由常乐县再向北渡过疏勒河，方能前往伊吾国。但《法师传》描述玉门关外仅有五座烽燧，“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17]，并未提及常乐县和任何河流。若玉门关在六工城，那么它与瓜州（锁阳城）相隔近70千米，玄奘“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18]，牵着两匹驮运行李的马（且其中一匹为瘦弱老马），在黑夜中仅四五个小时便行进70千米，其速度令人难以相信；而如果玉门关在马圈城，仅12千米平原路需要走四五个小时也不可信。虽然玄奘并没有现代精准里程记录设备，但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分辨不出“五十余里”与70千米、12千米间的巨大差别，因此六工城、马圈城都不可能是玄奘经过的玉门关。
此外《法师传》记载，玄奘于瓜州时令护送而来的小僧道整先行去往敦煌。瓜州至敦煌需经由常乐县[19]，若玉门关果真位于瓜州、常乐间的大道上，他们为何不结伴而行呢？可知玄奘所行与道整所行原非一路。故“马圈城”“六工古城”二说，大可弃之不论。
按《法师传》，玉门关位于瓜州城北五十余里处的瓠
河边，或以为瓠 河即今天的芦草沟，又或布隆吉乡境内的葫芦河（又名“东大河”），再或锁阳城北某条干涸的河道。然而玄奘渡过瓠 河后，经过关外五烽和莫贺延碛就再未提及渡过其他河流，尤其是最大且位置最北的疏勒河，因此瓠 河必为疏勒河无疑，因为过了疏勒河即为戈壁滩。疏勒河正在锁阳城以北，当年漫流的河谷距锁阳城北恰好约30千米——虽然比《法师传》记录的多了几千米，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样的误差在合理范围内。[20]
那么，双塔堡是否可能为唐玉门关所在地呢？若双塔堡为玉门关，则玄奘由瓜州（锁阳城）去往西北的伊吾须先向东北行绕过截山子，在玉门关以东10里渡过疏勒河后，再折向西北进入莫贺延碛。玄奘是偷渡，却绕行了如此多的里程，殊不合理。瓜州向北虽有截山子阻隔，却有宽阔的谷道贯通南北，颇易通行。经由此路不仅道路便捷，且可避开玉门关，玄奘何必冒着危险绕行远路呢？若玄奘不知此捷径，那么他所询问的瓜州本地人岂有不知之理？与他同行的胡人石槃陀及临行前赠送老马、且往返西域三十余次的老者又岂有不知之理？况询问之人曾明确答复“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21]。若玉门关果真在双塔堡，那么由瓜州向北经山谷至疏勒河便能绕过玉门关，路分明“不必由之”，岂非互相矛盾？最关键的，由锁阳城至双塔堡的步行距离长达43千米，玄奘没有可能在短短的四五小时内到达，也完全不符合“北行五十余里有瓠 河……上置玉门关”[22]的记录。总之，唐玉门关在马圈城的假说距离太短，在六工古城或在双塔堡的假说距离则太长，它们的方向也不吻合，因此都不符合玄奘的记录，马圈城与六工古城都不可能是唐玉门关。
综上可进行如下推测，唐初以瓜州城为中心存在三条大道（图1），一条向东通往酒泉、凉州；一条向西通往常乐、敦煌；一条向北经截山谷道出玉门关，通往伊吾国。而玄奘所走的正是向北的这条路。按照这样的思路，唐玉门关应当在截山子以北，距离北侧山谷口不甚远的地方。
图1 唐瓜州城周边路线示意
资料来源：Google Earth。
根据《法师传》记载的关键距离信息，在地图上做一分析，也能估测出玉门关的位置。《法师传》把整个偷渡的过程写得很清楚，说他找了一个少年胡人石盘陀做向导，天黑时出发，经过四五个小时，于三更时分来到河边，这个速度与瓜州到瓠 河50余里的距离正相吻合。
玄奘写“遥见玉门关”，很准确地描述了他的所见。古称瓠 河的疏勒河从东向西流，玄奘是从离玉门关东边10里的瓠芦河上游偷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