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南争地”事件辽宋双方能够以增币方式和平方式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看还是双方国力大体上均衡，你消灭不了我，我亦难以灭你。
辽兴宗朝国力虽然不如圣宗朝强盛，但承袭圣宗朝经济发展的余力仍然有着较强的支撑作用，令人担忧的是兴宗朝契丹贵族内部的各类争斗渐趋复杂，内部矛盾重重。
宋仁宗朝此时所面临的内政外交形势也不容乐观。可见，双方在这种国势上的大体均衡才是双方维持和平的根源。
一、对和平协议中“贡”与“纳”的思考
在“关南争地”事件中，双方使臣曾多次互带国（誓）书，经过对其中具体条文多次商讨和修改，最终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即“关南誓书”。但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
关于此事辽宋双方在史籍中记载有异，辽方文书中载是岁币称“贡”，而宋方文书中载岁币称“纳”。
关于此事，辽方文献可见《辽史》载：“宋岁币增银、绢十万两、匹，文书称‘贡’，送至白沟。”“（六符）复与耶律仁先使宋，定进贡名。宋难之。……宋乃从之，岁币称贡。”《耶律仁先传》载：“仁先与刘六符使宋，仍议书‘贡’。宋难之。……乃定议增银、绢十万两、匹，仍称‘贡’。”
《耶律仁先墓志》又载：“王师方举，邻国乞求，奉贡交欢，卿之力也。”宋方文献可见《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于是敌留所许岁增金帛二十万誓书，复遣耶律仁先、刘六符赍国誓书以来，仍求“纳”字……然朝廷竟从晏殊议，许称“纳”字，弼不预也。”《富弼墓志》中关于此处的记载与《长编》一致。
此外还有一条史料值得注意：“群方则慕义向风，交驰玉帛；邻国则畏威怀德，增纳金缣。”在这条史料中“邻国则畏威怀德，增纳金缣”指的就是北宋向辽增加岁币之事。第三国的史书上记载该事用的是“纳”字，与宋方记载一致。
在《宋大诏令集》中收录了宋帝致辽帝的国书，此时宋为兄，辽为弟。辽兴宗去世后，道宗即位，所以国书开头为“伯大宋皇帝致书于侄大辽皇帝”，显然当时两国是平等交往的，若文书中确使用“贡”字，就意味着宋以臣子身份对辽交往，此举与国书记载相左。所以，辽方文书中所载“贡”字可能有些夸张，或是一厢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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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古意指把财物进献于天子。“纳”，有交付、致送之意。两字组合就称为“纳贡”，有两层含义，一指古代诸侯或藩属把物品进献给天子，另外也指域外国家前来进贡。“贡”“纳”虽然仅一字之差，但是关乎国家尊严与地位。
按照“澶渊之盟”的约定，辽宋双方约为“兄弟之国”，确立了亲属关系，两国交往建立在平等关系的基础上。
双方国书中互称“大契丹皇帝”和“大宋皇帝”，宋皇帝既然承认了“大契丹皇帝”，那么也就承认了辽与本政权的对等地位。
然而此举对秉持“华夷贵贱”思想的宋朝汉人士大夫阶层而言是很难接受的。宋大臣王曾反对与辽进行平等往来，他说：“是与之亢立，手足并处，失孰甚焉……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可见，宋士大夫阶层以正统王朝自居，认为辽是“北戎”“北虏”，反对与之平等往来。
那么，在“澶渊之盟”后辽政权其实还是想要与宋政权进行对等交往的。但是随着辽朝儒化程度的加深，辽朝“正统”观念也在不断深入。
按照辽朝史书的记载，辽朝要求北宋所进岁币称“贡”，不仅仅是“纳”“献”岁币，最后北宋同意称“贡”岁币，这一点与宋朝史书记载的“纳”岁币出入较大。
“贡”字比“纳”字所表达的不平等意思更加强烈，上下层级关系的体现更为明显，所以无论是称“贡”字还是称“纳”字，此时辽兴宗君臣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随着其“正统”意识的加强，他们已经不满足与宋平等往来，如赵永春先生所言：“辽人意欲做宋人的宗主国了。”
宋人认为“庆历增币之事，……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因此，对北宋而言，对岁币称“贡”或“纳”的承认，实际上也是无奈承认了辽朝的“大国”地位。尤其是到了辽道宗时期，辽朝修国史也是很注意自己的地位。
辽宋两国文书记载所反映的不一致，不仅可以反映出双方文本层次上的争执，也揭示了争执背后双方的名分之争，涉及的是深层次的观念和理念，辽宋双方都不太愿意承认对方的“正统”性。
在辽兴宗与富弼的交涉中，强调南朝给我岁币是因为南朝惧我，所以必须于岁币前加一“纳”字。
如此来看，在辽兴宗君臣的主观意识中就已经视自己为北宋的宗主。但是宋使富弼却称宋能增加岁币并非惧怕北朝，而是不忍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况且南朝为兄，北朝为弟，何来“献”“纳”之说呢。那么北宋君臣在主观上还仍视己为正统王朝，施恩德于海外。
可见，辽宋双方在“贡”“纳”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其背后所反应的是双方在国势和形式上的较量。
也如前文所分析的一样，“澶渊之盟”后，辽宋双方大体维持了均势局面，但潜在的冲突仍然存在。可以看出，辽兴宗时期，辽国力总体上较宋强盛。
“澶渊之盟”已在事实上确定了辽朝的地位，此时无论是称“贡”还是“纳”，相比“澶渊之盟”对辽而言是在外交上的进一步胜利。
从中国古代史角度看，辽与北宋同属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中统领着不同区域领土的两个政权，不存在谁是“正统”，谁不是“正统”的问题，双方是“兄弟之国”。兄弟间有些矛盾，甚至武力相加，也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中国的历史是由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而契丹族作为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支，自然也参与缔造中国历史的过程。
所以在看待辽与北宋的“正统”问题时，不能只站在中原政权的立场，将辽政权排除在外，只将北宋认定为“正统王朝”，而应该把辽和北宋作为中国历史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两个并列政权，都应该给予承认。
要在肯定北宋政权对中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做贡献的同时；也要肯定辽朝对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历史发展的贡献。
二、“关南争地”对辽的影响
“关南争地”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辽宋双方均做出了重要努力。在一个有统一渊源的国度里，辽宋在当时作为对峙的两个政权，没有你死我活，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和冲突是很有必要的，对辽宋双方和中国历史发展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辽虽未能如愿收复关南地，但也依然名利双收。辽迫使宋在“澶渊之盟”三十万岁币的基础上又增加二十万岁币，对于辽朝统治区内的经济建设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而更为重要的影响还体现在政治地位方面。“关南争地”事件后，在当时的东亚大陆上，辽朝的地位和影响达到顶峰。此时的西夏和高丽均为辽朝的藩属国，而宋也在岁币面前加“贡”，辽便以“共主”身份自居。
“关南争地”事件后，辽廷按照约定开始调停宋夏矛盾。《杜防传》载：“重熙九年，……宋遣郭稹来告，请与夏和，上命防使夏解之。”
重熙十二年，“遣同知析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谕夏国与宋和。”关于调停宋夏矛盾，后者所用“谕”字带有命令的口吻，较之前态度明显强硬。
而《续资治通鉴长编》更载：“今两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请罪，其封册礼待，亦宜一如北朝。”
通过对这则史料分析可知，两朝即西夏和北宋，而一家即指辽，“事”可理解为“奉”，那么也就是可以理解为西夏和宋都应以辽为“共主”。“关南争地”事件后辽朝调停宋夏矛盾取得了很大成效，双方停战。
尽管停战原因仍很复杂，但是辽朝在双方之间的斡旋，对双方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实也可以看到辽朝调停双方矛盾背后所蕴含的“独尊”思想。
无论宋朝是否愿意承认辽朝“共主”身份，辽朝都以“共主”自居。辽朝充当双方调停人，并且能对宋和西夏发号施令，足见“关南争地”事件后辽在三方政治格局中其地位的明显提升。
辽朝在调停宋夏矛盾不久后，辽夏发生战争。重熙十三年，辽兴宗伐夏。关于辽兴宗伐夏的原因，前人已经从辽和西夏的角度分别做过论述。
然而，如果更为全面地观察其中原因，应从关南争地事件解决谈谈其对辽夏战争的影响。“关南誓书”中并没有提到辽“令夏国复纳款”这一条件，但是在辽宋双方之前的交涉中，宋方曾明确表示，辽如果能让夏国复纳款，才能获得二十万的岁币，不然的话就只有十万。
那么辽兴宗最终索要二十万岁币，这也是他答应宋朝让夏国复纳款的证明，也就是说，辽宋双方和谈中存在着用西夏做交易的内容。
而辽朝在和谈后对西夏的举动，引起了夏主李元昊的不满。可见，辽宋和解存在某些与西夏有关的交易，以及辽独享二十万岁币，导致李元昊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引发辽夏战争，给本来比较安宁的辽朝西南地区带来了麻烦。对此，应该看作是辽朝对西夏关系的失误。
“关南争地”以宋增加岁币而和平解决，在新的和平环境中，北宋得以发展经济，培养人才，很多理学大师和文学大家都是在仁宗朝成长起来的学术精英。
勤修内政，进行改革，发扬儒家大同文化，辽和西夏也都从中受益。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后，成为一家。所以元朝在统一中国后，将淮河以北的人都称为汉人。足见增币交涉对后世影响深远。
总结
对西夏而言，虽然其并未从中获取经济利益，但夏宋战争结束，双方和谈，重开榷场，这对物资极缺的西夏和饱受战争之苦的西夏人民实在是好事一桩。西夏的向背成为辽宋势力对比的关键一环，有利于三者之间相互牵制，维持势力均衡。
辽宋双方自此直至宋徽宗朝的八十年间，再未出现过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