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一次接一次的乌龙事件，6次乌龙之后，清廷意外倒台！
1910年10月12日上午，美国丹佛市，一位40多岁的中国男子在吃早点的路上，在路边报摊上买了一份报纸，刚看了没两眼，忽然喜形于色地失声大喊：“天哪，他们的起义竟然成功了，没想到，没想到！”
这个中年华人男子，就是孙中山。中山先生所说的起义，就是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发生在1911年10月10日，是清廷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发起的，它敲响了清廷的丧钟，成为辛亥革命的开端，终结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制度。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起义爆发时，革命党的最高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对此毫不知情，因为它的成功有着太多的偶然性。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它根本就是一次阴差阳错的大乌龙，由好多次的偶然组成。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采用的形式是武装革命斗争。
其实在最初，孙中山并没有打算采用武力夺取政权的斗争方式，他更希望用温和的方式，促使清廷改弦更张，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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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年轻的孙中山满怀希望地上书李鸿章，陈述自己的改革建议，言辞恳切，让人感动，但是被李中堂束之高阁。
处处碰壁的残酷现实让孙中山渐渐明白，想要清廷主动改革，简直是与虎谋皮，宁与洋人不与家奴的清廷统治者不会甘心情愿地让渡手中的权力。只有通过暴力，来推翻清廷，中国才有希望。
很快，孙中山放弃了对清廷的幻想，从1895年开始组织发动起义。
可起义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它不但需要仁人志士，也需要真金白银。因为买枪、买弹药需要钱，起义之后义士们吃饭需要钱，激励建立功勋的士兵也需要钱，安抚投降的士兵还需要钱。
而革命党人当时最缺的，恰恰就是钱。
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曾经奔走于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之间，在华侨中呼吁，但得到的资金有限，简直是杯水车薪。
孙中山还曾经屈尊去向日 本驻香港领事馆领事中川恒次郎和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求助，但都无果而终。
日本其实有不少人支持孙中山，但大多数人是民间的在野人士，日本官方的基本政策就是保持中立。
缺乏资金，起义只能不断地失败、流产。
以1908年4月底，黄兴、黄明堂等人组织的云南“河口起义”为例。开始的进程很顺利，很快把城市攻下了，可是，起义军马上就陷入绝境，怎么回事呢？
答案很简单，没钱吃饭。
当时参加起义的士兵，共有3000人，每天光是吃饭，就要花掉好几千块钱。
此外，起义军领导人还要发“花红”，刺激大家的斗志，所谓的“花红”就是奖金。谁第一个冲上炮台的，需要奖励；谁杀死当地一个清廷官员，同样也需要奖励。这些必须兑现，不然的话，以后没有人为你冲锋陷阵。
还有，投降的清军士兵也需要安抚，不然他们也会再闹事。这次起义就没有安抚好这些士兵，投降士兵不听从指挥，还从中捣乱，导致起义最终失败。
从1895年10月，到1911年4月，包括黄花岗起义在内，革命党人曾经举行了15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
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资金短缺。
由于资金短缺，革命党人在起义的时候，往往追求的是短平快线路，耽误不起时间，开门见山，直来直去，起兵直接就去占领总督衙门。
武昌起义也是如此，形式跟之前举行的起义没有多大区别。要是说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组织更混乱，甚至可以说是乱得出奇。
10月10日起义爆发当天，孙中山还坐在从美国西海岸赶往丹佛市的火车上，他打算到这座城市，找华人华侨中募捐。
孙中山临行前收到了黄兴从香港拍发的电报，电文的内容是武昌新军即将起义，需要大笔经费。
黄兴的意思有两个，一是让孙中山立即汇款支持，二是自己即将赶往武昌主持大局。
但由于密码本已经装到了随行的李装箱中提前托运走了，孙中山一直到半夜下车拿到密码本后才知道电报的内容。
孙中山当时曾经有一个打算，那就是致电黄兴，让起义暂缓发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手里也没筹到钱。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武昌起义却奇迹般地成功了。
究其原因，只有两个字——“天意！”
武昌起义爆发前，四川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路运动，清廷急忙调集湖北等地的新军前往镇压。这便是第一个乌龙——为了镇压革命而爆发革命。
这一来，武昌的军事力量出现了真空。共进会和文学社的革命党人一见大喜，随即结成联盟，决定趁此天赐良机，举行武装暴动。
9月24日，双方领导人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了联席会议，就起义的具体事项进行商讨。
会议最终确定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武昌起义总指挥，共进会孙武为军务处长，至于起义时间，则定在了1910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到了农历八月十五这天，革命党人摩拳擦掌，准备晚上举行起义。可就在起义之前，意外的事发生了。
一个叫孟华臣的士兵，是个不醉不休的酒鬼，几杯酒下肚就想搞事，借酒撒野。
这天他又喝多了，头脑发热，将顶头上司给暴揍一顿。
长官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下令要重责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
孟华臣也不是省油的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自己的铁哥们，来到营部，搞起了打砸抢，把长官吓跑。
孟华臣酒醒之后吓出一身冷汗，脚底抹油溜了。
这便是第二个乌龙事件了，个别革命者的不谨慎，导致了起义计划提前被泄露。
因为湖北军队调去了四川，湖北当局早已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偏巧，关于起义的小道消息开始流传，引起了湖北当局高度重视。湖广总督瑞溦下达命令，辖区官兵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中秋节也不放假了，在全城实施“紧急状态”，对过往城门的人严加盘查。
甚至一年一度的“军民联欢”晚会，也在农历八月十四提前一天举办。最要命的是，戒严期间，除了哨兵能带少量子弹，其余的士兵子弹统一上缴，集中进行保管。
当然这也不能简单地说当局是反应过度，很可能是起义消息泄露，清朝官员才会如此紧张。这恰是说明革命党人太不专业了，连最起码的保密工作都没有做好。
既然敌人有了防备，起义日期只好后延。
1911年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再次召开秘密联席会议，决定在10月6日这天，在湖南和湖北同时发动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可是到了9月28日，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说湖南这边准备并不充分，希望原定10月6日举行的起义再往后延迟10天。就这样，起义指挥部不得不再次修改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真的是一波三折。
10月9日晚上，距离原定起义时间只有一周的时候，意外再次发生了。当晚，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一不小心引起爆炸。巨大的响声震惊了俄国巡捕，他们闻声而至。
他们到来的时候，起义的军务总管孙武已经被炸成了重伤，正在去医院的路上。在总部的刘同、李淑清等6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戴上了手铐。
这算得上是革命者意外造就的第三个乌龙，导致主力成员被一网打尽，形势危在旦夕。
最要命的是，俄国人还在现场查获了革命党人的名册，甚至还有起义文告和旗帜等。俄国巡捕不敢怠慢，立即将此事告知了湖北当局，刘同等人还被引渡过去。
叫了一个月的“狼来了”，这次狼真的来了，湖广总督慌了神，下令在武昌实行戒严，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弄得鸡飞狗跳，杀气腾腾。
蒋翊武一看不好，心说，不能再等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如果不行动的话，只能成为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
他随即在武昌小朝街85号，和刘复基、彭楚藩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10月9日）夜12点提前举行起义，以南湖炮队的鸣炮为号。
可是就在起义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意外又发生了。在炸弹爆炸现场被捕的刘同，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供出了位于小朝街85号的总部。
得到供词，清军如获至宝，直奔小朝街85号，将没有来得及离开的彭楚藩、刘复基逮捕，蒋翊武比较幸运，趁乱逃离。
而南湖炮队收到起义消息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深夜12点。炮队营代表徐万年无奈，只好私自决定，将起义时间推迟。
其他各个标营的队伍虽然得到了晚12点鸣炮为号的消息，可是他们等来等去，却没有听到炮声，也不敢贸然发动起义。
这一来，原定的9日晚的起义也未能进行。
而这时候，清政府发动的全城搜捕，却丝毫没有放缓，他们按照名单抓人，革命党人一个接一个地锒铛入狱。
第二天早晨，（10月10日），湖北当局大开杀戒，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志士英勇就义。
到此，起义的领头羊被捕的被捕，牺牲的牺牲，只剩下一个蒋翊武。
革命党人和各营标的新军士兵群龙无首，他们愤怒、失望、悲观、恐惧、无助，不知道如何是好。
其实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束手待毙，二是仍然举行起义，因为清廷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这时候，一个即将改变历史的男子汉站了出来，他就是工兵第八营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