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丘成桐出生不久，与父亲合影（摄于汕头）
本文摘自《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本文首发于“数理人文”微信公号，已获得授权
丘成桐，北京应用数学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今年【编者注：2011 年】是先父的百岁冥辰，我已年过六十，回首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无论在学术上和处事为人上都深受先父的影响。我在数学上或有异与同侪的看法，大致上都可溯源于父亲的教导。我在这里述说我少时的经历和当日父亲教导我的光景，或可作为诸位的一个参考。
我父亲丘镇英在广东省的蕉岭县长大，蕉岭县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县，毗邻的梅县则为大县。两县居民以客家人为主，我母亲是梅县人，所以我们家中以客家话交谈。我的祖父丘集熙曾做过丘逢甲的幕僚（丘逢甲乃是台湾抗日时的副总统），并创办学校和行医。祖父早逝，家道中落，赖四伯艰难苦撑，教先父成人。
我父亲幼时好读书，除经史外，亦饱读群书，又好创作，酷彷骈体，吟风弄月。父亲年幼时亦受祖母影响，受佛、老庄影响甚深，多游侠观念，后受西方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之思想薰陶，言行则学曾国藩，而梁启超之著作亦影响匪浅。
我的外祖父梁伯聪是前清秀才，在梅县中学教书，诗画都属一流，门生众多，父亲和母亲结婚时，他赠送我父亲一首诗：「能使欧公让出头，眉山原不等庸流，……」说的是欧阳修在苏东坡出身时赏识苏东坡的事情，可见父亲当时的文采。
父亲毕业于厦门大学，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年青时以抗日为志，曾读军校，以身弱不克完成军训，遂从政。抗战胜利后，成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潮汕区的委员，因清廉而屡得奖赏。
——丘成桐
那些年，父亲教导我的日子
文 | 丘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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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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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战乱漂泊到香港
我在 1949 年四月出生于广东汕头，父亲继承家中传统名我为成桐，字我为凤生。1949 年十月初，父母亲携带一家七口和外祖母一家坐渔船到香港，留下了由母亲用父亲薪水投资得来的一些产业。父亲决定在元朗定居，当时以为很快就会返回汕头，并没有作长久的打算。他与朋友合资创办了一间农场，以维持生计。其实父亲对农场并无经验，只是听从朋友的建议。但是开农场并不简单，过了两年农场就倒闭了，家中大困。再无法维持亲戚的生计，外婆一家人也就搬离我们家。
我们一家人则搬到元朗一间大屋叫李屋的，几家人合住，屋中没有电灯，父亲晚上看书用小油灯。也没有自来水，每天到河里洗澡，我那时才三岁不到，水深时不敢下水，母亲和年纪比较大的姊姊们则到河边挑水回家。我和哥哥帮忙做一些琐事。有一次在倒垃圾时竟由二楼沿着楼梯滚下来，母亲带去医院在额头上缝了几针，至今疤痕犹在。
父亲每天到香港岛祟基书院去教书，当时崇基还在港岛。父亲由凌道扬博士安排，在崇基教经济、地理，他又跟从陈树渠（陈济棠的侄子）创办香江书院，教文史哲。当时教授的薪俸以钟点计，少得可怜，上班要坐脚踏车后座到元朗市搭乘公共汽车，再坐渡海轮船过海然后再坐公共汽车，单程就须要一个半到两个钟头，所以总是到了晚上才能回到家里，晚餐后已经很累了，还要准备讲义。母亲则一面维持家中生活，一面到判头处找一些能够在家里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绣花、穿珠、塑胶花等手工。我父亲还有一个养女叫妹妮姊的与我们同住，年纪比我们大，她和母亲在家中做着辛劳的工作。
在李屋住了一年多，因为离元朗市区太远，我家迁居到一间比较近市区的独立小屋，旁边有农民用来晒牛粪的小广场，风一起，牛粪满天飞，所以我们叫这间屋为牛屎屋。在农村生活虽苦，我们一家人倒是乐也融融。我自造风筝来放。母亲养了鸡，我和哥哥则到田里和小池塘钓青蛙来喂鸡。有时也到河边钓鱼，或到田里掘农民剩下的地瓜。当时看着农民春耕时，鞭牛犁田，在冷水中干活，实在辛苦。朴实的农村生活，却使我缅怀。听着农民谈种田的心得，看着他们祭祖和结婚的仪式，都很有意思。春天时禾苗绿油油一片，生气盎然。夏天则禾草茁壮，水田中还有水蛇、黄鳝和青蛙。秋收时则到处是金黄的禾秆，可以感受到农夫们喜气洋溢的气氛。以后我读陶渊明的田园诗，也能领略他描述的乡村风味。
我五岁时，父亲决定让我去读小学一年级，先去报考公立小学。考试题目很简单，每个学生都要写从 1 到 50 的阿拉伯数字，但是我自作聪明，认为中国书法从右到左。所以我写这些数字时，也从右到左，结果考试不合格，上不了这间公立小学。于是到一间乡村小学上学，每天单程要走 30 多分钟，母亲坚持我带雨伞，由于我当时身材还小，带了雨伞就像一个冬菇，所以姊姊们叫我做「冬菇」。当时的生活实在很苦，父亲去上课，母亲尽力去找手工做，找不到工做时，早上不知道晚上有没有吃的，妈妈有时去教会或救济机构拿到面条和面粉才能饱餐一顿。
在元朗这五年间，我妹妹成琪和弟弟成栋相继出生，加上父亲的养女，一家十口。晚饭能够有肉食，就算是很幸运了。所以小时都希望过年，因为过年时总有鸡吃，但却不知道父亲是借钱来过年的。家虽穷，父亲每年岁末三十必祭祖，让我们记得我们祖父母们建立的家庭传统。我家有个很特别的传统，我祖父不希望后人做状师，因为做状师要把持公正，并不是容易的事，做得不对时，往往会伤天害理。
三岁某次气愤大哭之后（摄于元朗）
我每天上学从家里到学校要经过外婆家，外婆和姨妈住在一起，有一次我路过她家时，外婆叫我中午到她家吃饭，说有好东西吃。结果吃中饭时，外婆提供的是白饭和酱油，到如今还记得外婆满足的笑容。我小时候身体弱，早上到学校时，总有一大群乡村儿童欺负我。有一次他们甚至向老师诬告我。老师信以为真，使我无端受到老师惩罚，我因此受惊得病。一年班下学期就留在家里养病，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发烧，由父母亲悉心照顾，常发恶梦，至今还记得父亲坐在床沿念经达旦。幸赖母亲喂我汤食，身体才慢慢地好转过来。还记得母亲喂我食藕粉的滋味。在这么穷的环境，母亲也还舍得花钱来喂养我比较好的食物。有了自己的小孩后，才知道父母抚养孩子的心情。
1954 年，凌道扬博士和父亲说服了马料水的丘姓客家人让出他们的西洋菜田给崇基学院办学。我们一家人也搬到沙田排头村居住。搬家时，我们坐货车到了沙田。从沙田一间寺院租了一幢房子的第二层住，沙田风景与元朗大不相同，在爬上半山时，山上有岩壁，泉水涓涓而流，山壁上的芒箕别有一番风味。我们住的地方叫做英霞别墅，长满大树，有荔技和李子树，开始时我们觉得很新鲜，以后才发觉住宿阴暗，容易生病，珂妹却在此时出生，因为妹妮姊已经嫁人，家中还是十口。
02
美好的沙田时光
全家福，1955 年沙田龙凤台
在这一年，姊姊、大哥和我都到大围的沙田公立小学上课，我读二年级，每日背着书包走路上学，觉得很累，往往走到半路时不肯走了，斗脾气，父亲总是叫三姊扶我回家。大哥比我听话，但是突然生病，时有发烧，看医生也没有发现毛病是怎样产生的。过了十年后，才晓得是脑瘤作怪。
在沙田排头村住了一年后，父亲又决定迁居到沙田下禾輋的龙凤台，此地靠山面海，环境舒畅。我们的房东叫余福，住在房子一楼的右方，共两房一厅，面积不大，一家十口住在两个房间里，确是挤拥。刚开始时，孩子们还小，倒也亲密愉快，在这里住了七年，可以说是我童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
我们和邻居相处和睦，住在我们隔壁的一家姓周，他们有两子一女，我们叫他们八哥、九哥和港珍。楼上亦姓周，我们叫他们夫妇做大周哥、周大嫂。我们刚到时，他们有三个女孩，以后则多了个男孩，他们找了我父亲替小男孩命名，叫做周基典。过年过节时，所有小孩一齐联欢，甚为热闹。中秋节则吃月饼、玩灯笼，过年则送红包、放鞭炮、烟火、玩纸牌、状元游街等游戏。九哥、哥哥和我年纪相约，常在一起玩耍，有时打波子、捉迷藏和爬山。周伯母很喜欢我们，视我们如亲生儿女，总是将最好的食物给我们吃，也带我们到海边游泳、挖蚬、捉螃蟹。以后他们家搬到港岛住，还常和我们往来，有一次我病得相当严重，母亲带着我住在她家里看医生，有一个礼拜之久，她悉心照顾，使我毕生难忘。
兄弟姊妹与邻居周炳华、周广珍合影，1955 年沙田龙凤台
在我们这个两层楼的房子旁边还有一个小别墅，住了一家人姓王，儿子叫王世源，他们住的环境比我们舒畅得多，是他姊夫的物业，他姊姊每月只来这里住一两天，一切以他姊姊为中心。他母亲叫做王婆，不太看得起穷困的我们。她女儿有时带朋友很晚回家，到中午才起床，我们的读书声吵醒了她，所以王婆常来干预我们读书，有时会弄得不愉快。她们有个佣人叫银姐，烹调很出色，有时会送点心给我们吃。我母亲也会礼尚往来。他们家有一大片竹树，还有一块极为润滑的大石头，我常在这大石头玩耍。
离我们比较远的一家人姓黄，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和花园，他们叫他们的房子做江夏台，他们有四兄弟，生活相当美国化，小孩子看的连环图也是用英文写的。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的花园，林木清翠，风景秀丽。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乒乓桌子和一个很大的养鱼池，他们对我很是友善，所以我也常到他家玩耍。
沙田公立小学在大围的一个小丘上，我们每天一早沿火车路走到沙田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