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庚子年，都发生过哪些大事

400年庚子鼠年-楼兰国突然销声匿迹880年庚子鼠年——黄巢入长安。黄巢率农民大军经陕、虢直指潼关。义军力败唐守军，攻克潼关，留成令环据守。十二月四日，唐发布任命黄巢为天平节度使诏。五日凌晨，田令孜率神策兵五百人拥僖宗逃离长安。长安城于是大乱1120年庚子鼠年：方腊发动农民起义，韩世忠以偏将身份参与镇压方腊起义。1660年的庚子年，当时发生了江南水灾百姓流离失所，很多人因此变成流民。1720年，当时河南又发生了大水灾，很多土地被冲毁，老百姓流离失所，官家不得不放粮赈灾，可是尽管如此，仍然也有很多的百姓因此饿死。1840年：鸦片战争，最后，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中国主权受到严重危害，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也叫庚子赔款。这项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数额最大，影响最深的赔款，其起因便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2020年-新冠疫情

庚子国变的发展

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京津地区，两地的外国人更加紧张。在第一次照会清政府过去了近两个月还没有结果后，各国公使第二次开会并声明：一旦中国不发布上谕，他们就要进行海军联合示威。在等待了二十多天仍旧没有结果后，各国公使于1900年4月6日再次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政府在两个月以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一周后，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就出现了英、法、美、俄等国前来“示威”的军舰，事态开始扩大。1900年5月20日到31日期间列强召开了两次会议，提出如果中国政府不立即采取行动，各国使节应马上调来卫队。在最后关头，慈禧退缩了。1900年5月31日，慈禧让总理衙门致函各国公使，撤回反对意见，同意各国派兵进京，但规定每个国家来京军事人员不得超过30名，一旦京都恢复平静，应马上撤退。从此，外国军队开始堂而皇之地向北京开进。从1900年5月31日晚到6月8日，携带新式武器的各国军队已有接近1000人进入了北京，其人数远远超过了规定的限制。此时，剿杀义和团的命令已经发布，外国士兵也已经开始自行保护使馆和教堂，清政府完全在按照列强的要求行事，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从1900年6月11日开始，大批的义和团团民开始涌进北京，很快就达到了数万人。从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来看，慈禧此时对义和团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默许义和团进京的并不是慈禧，而是朝中的主战派王公大臣，正是他们打开了京城九门，造成了义和团蜂拥入京的事实。到1900年6月12日，进城后的义和团团民们只是在北京各处建立坛口，聚众练拳，外国人所担心的恐怖事件一直也没有发生。直到12日这一天在北京出现了义和团焚烧教堂和部分洋行的情况后，外国人才开始受到攻击。1900年6月9日，也就是大批义和团进入北京的两天前，各国公使开会做出决定，调遣大部队进京。1900年6月10日，大沽口外各国军舰的指挥官们便派出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率领的2053名联军，从塘沽登陆赶往天津租界，并于当天乘火车向北京进发。西摩尔率领大队联军向北京开进的消息传到北京城后引起恐慌，京城内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矛盾开始升级。在得知大部队即将赶到后，外国使馆的卫队开始主动出击寻衅，与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发生冲突。面对日益混乱的局面和可能爆发的战争，从1900年6月13日开始，慈禧发布了一连串的上谕，一方面慈禧做好最坏打算，进行备战；一方面为了求得列强的谅解，坚决镇压义和团。1900年6月14日，西摩尔率领的联军在天津、廊坊一带受到数千名义和团与负责京津铁路防务的清军聂士成部的阻击，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从北京到天津，不再有人知道这支联军的情况，人们开始分别按照自己的逻辑，来针对这段暂时的空白而采取行动。在北京，14日这天，使馆卫队继续主动外出挑衅，杀死数十名团民。慈禧连发八道上谕，要求加紧镇压义和团。1900年6月16日，慈禧紧急召开了“御前会议”，会上决定，派兵到京郊马家堡一带阻拦西摩尔联军，如果“不服阻，则决战”。慈禧此时要阻止联军大部队入京的态度仍非常坚决。由于清政府已经按照列强的要求，把天津海防前线的大批部队调去镇压义和团，所以造成京津一带兵力严重不足，而从外省调遣勤王军队短期内也无法到达。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变化。“御前会议”这一天，慈禧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要求将其中年轻力壮的团民编入部队。这一切表明，正是在战争迫在眉睫、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慈禧才不得不开始考虑联合义和团抵抗洋人的可行性，而并不是列强认为的从一开始便想“联拳抗洋。”还是在这一天，双方的敌对行为进一步升级。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天津大沽口外联军的军舰已经做好了登陆准备，此刻，已经不再有人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到来了。1900年6月16日夜里10点左右，联军舰队向大沽炮台的清军阵地派出了一名俄国海军中尉，向63岁的炮台守将罗荣光宣读了一份联军的最后通牒，通牒限令：中国守军在次日凌晨2点之前必须让出南北炮台以便联军进驻，否则将开炮夺取。罗荣光当即拒绝了最后通牒，并将消息上报了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要求增援。1900年6月17日0点50分，在距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还有70分钟的时候，大沽口外海面上的22艘联军军舰开始向大沽炮台开炮，清军立即开炮还击，战争正式爆发。由于弹药库被炸和天津的援兵没有如约前来，炮台守军在抵抗了6个小时后，南北炮台相继陷落，守军大部阵亡。就在联军进攻大沽炮台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爆发。1900年6月17日，慈禧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1900年6月18日，大沽炮台陷落的第二天，慈禧收到了直隶总督裕禄在第一时间派人送来的那份最后通牒。由于不知道大沽口已经开战，慈禧马上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就在中国最高当局还在为是否与各国交战而争执的时候，战争已经在天津开始了。战争爆发第3天的1900年6月19日，大沽口已经开战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城内，京城上下群情激愤，义和团出现了要进攻东交民巷的迹象。慈禧急忙召集了第四次“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战派的意见最终占据了上风。1900年6月19日下午3点，慈禧派人照会各国公使，要求他们在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当晚，公使们复函清政府，请求延期赴津，并希望能够在明天上午9点前得到答复。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离开东交民巷，前往清政府总理衙门交涉公使撤离之事，在途中恰好遇上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官兵巡逻，克林德被清军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克林德事件”。克林德是在八国联军侵华这段历史中被打死的级别最高的外国人，西方世界认为，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克林德被杀，是当年八国联合出兵中国的直接理由。但事实上，联军在事件发生的四天前就已经向清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三天前就已经攻占了大沽炮台。在大沽炮台失守当日，慈禧才下令起草了被史学界称之为《宣战诏书》的上谕，但尽管如此，慈禧仍不愿冒险开战。在克林德被杀的当天下午4点，大批的中国人开始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其实，早在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的教堂时，慈禧为了保障使馆的安全，便派遣了自己的心腹大臣荣禄，率领他的武卫军中军前往东交民巷实施保护。东交民巷的内层防御有护馆洋兵，外层有中国政府军，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很难发动真正的进攻，因此，进攻使馆的主力不是义和团。此外，除了荣禄的武卫中军，由董福祥率领的武卫后军也加入了进攻使馆的战斗。1900年6月20日下午4时整，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于是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使馆有组织的进攻。1900年6月21日，慈禧终于接到了裕禄派人送来的奏折，奏折证实了大沽和天津已经开战的传闻，这表明八个国家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1900年6月21日，慈禧下令颁布《宣战诏书》，这份诏书实际上是一份对国内发布的战争动员令，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对交战对象却没有明确交代，而是采用了一个略带蔑视的词“彼等”。由于慈禧意识到列强对其统治的威胁已经远远超过了义和团，因此她要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来抵御外国入侵。在这种背景下，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迅速发展，义和团的反洋教运动和抵抗侵略的行动结合了起来，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为了不伤害到大多数公使的人身安全，清军的进攻刻意避开了公使们聚集的英国使馆。显然，慈禧给自己留下了后路。但是，慈禧的这一策略却始终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干扰。1900年6月29日，慈禧给清政府在八国的驻外使节们发去了电报，要求他们针对“宣战”一事向驻在国进行解释。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慈禧并没有下定决心与八国誓死一战。四天后，慈禧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给出兵最多的英、日、俄三3国元首发出了国书。这些国书表明，清政府非正式地向列强表示了求和的愿望。可是，从6月下旬到7月初，不但这三个国家相继增兵，而且德国也做出了大举增兵的计划。在天津，从1900年6月23日晚开始，战争的形势就开始向有利于列强的方向发展。1900年7月初，租界的联军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主攻一个方向，将战场引向租界以外。1900年7月9日，清军聂士成部与联军在八里台展开了激战。八里台之战失败后，天津城外的众多战略据点均被联军占领，联军逐步完成了对天津城的包围。北京方面，攻打东交民巷的行动已经持续了近20天。1900年7月8日，慈禧第三次致电李鸿章要求其马上来京，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政府已经开始在为日后和谈大臣的政治身份进行准备。1900年7月16日清军停止了肃王府和法国使馆的进攻。这是清军第2次主动停火。使清政府惊惶失措的正是天津战局的急剧恶化。慈禧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