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好莱坞导演丹尼斯·霍珀拍摄的影片《逍遥骑士》，被后世广泛认为是公路电影的鼻祖。影片中，导演本人和影星彼得·方达，用一次非法交易获得的钱，开始了他们的机车公路之旅。在路上，他们经过了离群索居的波西米亚人群落，在狱中结识了喜欢谈论自由的律师，在南方的保守小镇遭到袭击，并最终到达了新奥尔良的狂欢节。

影片中的一句自嘲，成为美国60年代某个群体的最佳写照。

“他们眼里，我们是需要剪头发的人。”

1969年，随着《逍遥骑士》的热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短暂辉煌，以及杰克·凯鲁亚克的去世，美国60年代青年反主流文化达到顶峰，并开始走向衰败。

十几年后，在遥远的中国，另一种青年文化悄然萌芽，它同样以摇滚乐、爱与自由为主题，从1986年崔健的第一声诘问中开始，推开了中国摇滚乐的纪元。

2002迷笛音乐节

起初的摇滚乐队，以“用爱发电”的北京青年为主，满腔热血，自学成才。1993年迷笛音乐学校的成立，为全国各地热爱摇滚乐的年轻人，提供了学习专业知识，和汇聚成河的机会。

这一年的夏天即将秋天，在北京北三环西路32号，一家名为“迷笛演艺器材高技术公司”的二楼，作为一项副业，迷笛音乐学校在一团闹哄哄的氛围中成立了。学校成立不久就成了一个“乐手窝子”，彼时京城的知名乐队乐手，经常会来排练，并且给参加培训班的学员上课，迷笛早期的学员，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老五、鼓三儿们的点拨。

这一年，山东青年电工谢天笑20岁，被《梦回唐朝》的吉他solo震得一愣一愣的，听说唐朝老五在迷笛乐器班授课，谢天笑毅然决然离开家乡，前往北京。

于是，1993年，北京双榆树双安商场楼下，多了一个日日逡巡的竿儿瘦青年，因为付不起几百块钱的学费，他只能伺机蹭课，成为了迷笛音乐学校第一届的“荣誉学员”。

1997年，谢天笑组建“冷血动物”乐队，正式登上中国摇滚乐舞台。

2014长江迷笛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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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迷笛音乐学校从短训班改成了两年制住宿教学，校址也从双榆树搬到了五环外的上地小学三层楼房里。今天，上地小学被后厂村码农的子女活活儿考成了重点学区，而1997年的上地，就像是北京离世界尽头最近的地方。

也是摇滚青年离梦想最近的地方。

这一年的3月8号，妇女节，一批刚到北京的外地青年，被一辆黄色面的从双榆树的接待处拉到了上地迷笛音乐学校。他们中第一个报名的少年，叫高虎。

高虎身上背着刚刚借钱买的电吉他和两块效果器，这笔欠款他大概需要两年时间才能还清。

2000迷笛音乐节

好在年轻人和梦想朝夕相处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两年时间眨眼就要过去了。1998年的最后一天，学校里组织了一场跨年演出，两年制的学生们倾巢而出，高虎也和胡湖组成了临时乐队完成了表演。在新年到来前，张帆校长拨通了117报时台（是的，曾经有这么一个东西，你电话拨过去，它负责告诉你现在几点），与所有憧憬着明天的年轻人一起倒计时迎接新年。

1999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迷笛音乐学校的所有学生们踩爆教室里的气球，噼噼啪啪的声音像鞭炮，也像一些陈旧的东西被打破发出的声响。

只是在当时，大概没有人意识到，这场演出，成为了中国摇滚乐一个时代力量的第一次集中亮相。

2000迷笛音乐节

不久之后，迷笛第一届两年制住宿学员毕业，兜儿里干净得只有青春的他们，纷纷搬进了学校附近的村子，住进了一间间破败邋遢的农民房。

这个村子叫树村，它就这样意外地，成为了中国摇滚历史某个阶段的代名词。

在这一年，移居树村的高虎，尝试过在地下通道里卖唱。一共唱了两次，一次一个多小时，一分钱也没见着；一次两个多小时，赚了四块二毛钱。单打独斗未遂，他和在迷笛认识的李豫川、张静、迟功伟组建了痛苦的信仰，找机会演出，期冀着理想的生活，然后小心翼翼地掐灭自己的期冀。

“希望乐队稳定，把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断做好，希望能够维持生活——估计根本就没戏。”

1999年，在新千年到来之前，以迷笛音乐学校为中心，北京上地树村一带孕育出了中国摇滚乐的第二轮星星之火，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摇滚青年，在这里练琴打鼓、组建乐队、谈论自由、平等、博爱，也谈论春梦和姑娘，他们只是一群不肯循规蹈矩的年轻人，就好像已经比别人眼里多了几分光芒。

也许彼时的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反主流文化的冲击，但至少树村的村民们已经渐渐习惯了这群吵闹的年轻人，很快不再视他们为盲流。

只是“或许他们需要剪剪头发”。

2000迷笛音乐节

“每一天都是永恒，每个人都是天使。”

如果说1999年以前的迷笛，给全国各地摇滚青年成为乐手、组建乐队创造了机会的话，2000年以后的迷笛，则是给乐队们登上舞台、乐迷们寻找同类创造了一个“乌托邦”。

在高虎许愿“希望能够维持生活”的1999年，8月底有一场免费演出，参演乐队包括舌头、废墟、铁风筝、秋天的虫子和张楚。演出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原因是现场几乎没有观众。

乐手们在北京深夜的街头抽着烟，互相调侃，不愉快很快一扫而空，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回到树村——打车太他妈贵了。他们最终联系搬家公司叫来了一辆货车，18个乐手坐在货车的后斗里，歌唱着、怪叫着穿过北京的午夜。

穷且酷，且快乐。

但总得找到观众，不然摇滚青年今天傻乐，迟早傻悲。

刚刚搬到了上地东路某个平房简陋院子里的迷笛音乐学校，准备在新千年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前后，在学校礼堂里搞一场汇报演出——为期两天的演出，由迷笛新老学生组成的33支乐队登台，检阅建校七年的教学成绩。

它被称之为——迷笛音乐节。

2000迷笛音乐节

2000年4月30号的下午，初夏的校园里蒸腾着青草和啤酒的芳香，木马乐队奏响了迷笛音乐节历史上的第一个低音波浪。

琴房被临时征用为免费啤酒供应处，学校里到处都是奇形怪状举着酒杯的年轻人，水龙头在人群里肆意喷射，音乐经过的地方就有人在跳舞，每个人的脸上写满兴奋和自由。

学校的围墙，附近的村民蹲在上面，好奇地注视着这一切。

整个音乐节喝光了40桶鲜啤，北京音乐台在现场录制了720分钟的DAT磁带，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兴奋地坚信，这一定是一个意味着点儿什么的开始。

2000迷笛音乐节

转眼次年，这种说不清楚的期待依然粗粝却充满生命力——2001年第二届迷笛音乐节的海报，和祖传老中医的广告贴在同一面墙上；木推瓜的宋雨喆赤裸着上身，在逼仄的舞台上被音箱绊倒，索性哪里摔倒就在哪里打滚儿，嘶吼着“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舌头的吴吞，在所有人陷入癫狂的时候，喊出了21世纪中国摇滚那句最振聋发聩的“祖训”。

“种子必须埋在地下，埋在土壤里，那样它才会长成一棵树，长成你需要的火把。”

“摇滚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

2000迷笛音乐节

从这一刻起，迷笛、树村，以及舌头、痛仰、病蛹、废墟、夜叉、木马、木推瓜、诱导社们，似乎真的成为了一把把火把，照亮的，不再仅仅是树村周围的一小片村庄和田地。越来越多自命不凡的青年人正在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一场全新的反主流文化正在崛起。

2002年，学校搬到了香山脚下的瑞王坟，迷笛音乐节第一次走向室外，大批青年人涌入校园，几乎所有的房子都被涂满了涂鸦；这一年，北京最早的街舞团体“北舞堂”才刚刚成立，而迷笛音乐节的现场已经出现了自发的街舞battle。

2002迷笛音乐节

2003年，年轻的joyside，年轻的边远和刘耗登上迷笛舞台，开启了属于他们的“清河朋克”时代，紧随其后，五道口掀起向80年代纽约先锋No Wave致敬的“No Beijing”、霍营的摇滚公社、“通利福尼亚”的民谣和朋克，摇滚乐终于在北京的地图上，灿若繁星。

2003迷笛音乐节

2004年，迷笛音乐节已经因为“校园里容纳不下大批乐迷”而被紧急叫停。从这一年开始，迷笛音乐节先后移师更大的雕塑公园、和更更更更大的海淀公园，并加入民谣和电子舞台，渐渐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

2004迷笛音乐节

自2007年起，迷笛开始分享音乐节筹办经验，并参与了多个新品牌音乐节的举办。在他们的带动下，音乐节，渐渐萌芽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行业。

2007迷笛音乐节

2009年，迷笛音乐节首次离开北京，开向南方，那一年，“一桩南方开”成为被渐次点亮的中国摇滚版图最动听的BGM。

2009迷笛音乐节

后来就都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了——伴随着这首BGM，迷笛陆续开到了上海、深圳、苏州、成都、利川、绍兴、钦州、济南、滨州……越来越多的城市烙上了这一带摇滚人的印记。而中国音乐节产业，也终于如迷笛所愿，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一年动辄举办一两百场音乐节，摇滚乐开始成为一个有希望养家糊口的行业。

高虎在整整十年前，亲口否定掉的那个期冀，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希望能够维持生活”，有戏，终于真的有戏了。

此时的迷笛，则仍然在商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