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追思——我所了解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贾春

迟到的追思

——我所了解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贾春太

齐凤翔

春天终于来了，但老贾走了。

我恨透了那个寒冬，尤其是2022年12月19日3时59分那个不近人情的罪恶时刻，让老贾再也见不上我们，我们也再见不上老贾。

也就是这天上午我打开手机的时候，好友们早通过微信、短信把这一噩耗通报给了我。他们都知道我和老贾的特殊关系。42年多了，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就在人格上有一种莫名的坚信 ，一直走到了现在。当然，在他面前，我仅仅是个小小的我。可恨我远在外地，又被那种“感冒”折腾得身乏体痛，没精力也没条件回大同去送他最后一程，留下终身的遗憾。也只能在回忆中失眠、在失眠中回忆了。

那是1980年冬日的一个上午，《雁北报》文教组组长任珂老师把我领到老贾办公室。稍前，任老师告诉我，人们所称呼的老贾叫贾春太，时任雁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雁北报社社长。20岁出头的我自小生活在偏僻的朔县农村，从来没有接近过如此高层次的人士，不免有些慌不敢前。令我渐渐释然的是，当下的环境和人物显现出格外的普通。除了两张对放在一起的旧桌子和两把旧椅子外，几乎没有更入眼的陈设。唯一让我新奇的是略显杂乱的书报堆边的那个可以抠着小圆盘拨号码的电话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先进设备，之前所见都是那种“辘轳把”。一个打开的旧砚台上立着一顶墨条，说明主人用毛笔写文章，且是自己研墨 ，充满了学究味，正中我所慕。尤其是身着朴素的主人浑身找不到一点官气，很容易接近的样子。他清瘦，但极精神，说话时总要皱起眉头。随着话音的节奏 ，右手食指朝前下方点画着，感觉到他的话实而劲，“你看你这孩子 ，”当他知道我是谁后，就以这种状态满是认真而赏赞地对我说，“你自己还不会水呢，可下水去救人。真是的！”

他所说的救人一事，就发生在不久前的暑假期末。当我在大同公园人工湖跟前游玩时 ，发现一个小女孩落水。眼看她朝着湖心下沉、只剩下头发飘在湖面上，情急之下我和衣下水救人。怎奈衣服浸水下拽 ，等3岁女童被救上岸后，我差点“光荣”了。好在一位后下水的河北朋友水性特好，起了决定性作用，也感谢岸上的群众够着我的双手后生硬把我拉上岸来。我的双脚被湖底的玻璃渣划得鲜血直流，也怪，居然一点也没有感染！我十分狼狈地闪开人们的关怀式的访问，很快离开了现场。谁知没几天，《雁北报》《大同报》相继以《不留姓名的人》为题，文情并茂地报道了这件事。大约个把月后，又有一个知情的同志给报社提供线索，发表了《不留名的人是谁》，让读者知道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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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首次见面的首句话老贾就提起了这件事，说明上了他的心。我只是说，那是人的本能，谁遇上也会那样做的。他当即表示不然：“在本人没有危险的时候容易做到，可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救别人那就难能可贵了！那篇文章我看了好几遍，你连名字都不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救人。你又没有别的企图！”他的言语、表情及所有状态都显现了掏心掏肺般的理解与认知，丝毫不带任何负面含义。这是我听到的最善意最暖心的点评。

这次找老贾，原本是想让他这位分管文化的副部长给地委文教系统沟通一下，同意我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去学习。是年6月，西戎先生主编的《汾水》杂志在次挂帅的位置发表了我和家兄凤舞合作的短篇小说《“尖”老头冒尖》，且同期附有评论。没想到，这篇现在看来很粗糙稚嫩的作品引起了老前辈们的关注。10月，我作为雁北只有两个名额之一应邀出席了《汾水》编辑部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现场聆听了老作家们的谆谆教诲。到会座谈的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郑笃、冈夫等。不久，就有一封推荐我去学习的公函落在了手中。作为朔县师范中文教师的我，按照当时的教师管理制度，是绝对不能离开教师岗位的。听了我的烦恼，老贾先是一番安慰，继而又说：“你的小说任珂同志推荐给我看了，文字很美，是山药蛋派！你喜欢写作没错，咱们的报纸面向农村，正需要带有泥土味的文章，我看你就先来咱们这里学习吧！我也是从省里边下来的，地区也有地区的优势。”

就这样，我成了《雁北报》的一员，每天与老贾低头不见抬头见了。之后，老贾便委托任珂老师起草了请我到报社学习的公函寄往朔县师范；再之后，老贾找地委行署的主要领导给有关部门打招呼，为我办理了调动手续。

初到这里，就让我有一种全新的感觉。首先是人人平等，真正的官兵一致。单就表象，显不出半点三六九等来。特别在称谓上，只有一老一小，就分不清孰官孰民。我还习惯于以往的经见，知道职务的自然称这长那长，不知道职务的一概称其为老师。这天我称呼要子瑾为要老师时，恰逢老贾在场。他即刻眉头一皱、话上口来：“呀哈！数叫这个要老师肉麻嘞！咱们这里跟别处不一样，不能乱叫。见到比你岁数大的，就叫老这老那；比你小的，就叫小这小那。比如数我岁数大，你只能叫我老贾。”

其实，我画的第一个版面就是要子瑾手把手教的，称之为师按说不为过。自此，我只好改口，纠正“口误”，不过细盘了一下，当下数我的岁数小，对同事的称呼也只能是一种，那便是老这老那。老贾虽是大领导，但上下班从来不用单位的车接送，而是骑着一辆除了铃子不响其它地方都响的女式自行车。

如果让我描写这个车子的破旧程度 ，只能用少皮没毛一词形容。有调皮的年轻人试着骑这个车子，怎么也骑不动，可老贾骑着就能走。而且，它陪伴了老贾的整个新闻生涯，直到老贾退休的那天它才退休。这也能叫“货见主人会说话”吗？反正在我的印象中，老贾的“专车”从来不上锁，连小偷都瞧不上眼。如果建立中国新闻博物馆，这辆车子特有资格被郑重收藏。它虽破旧，但它丈量了一位“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简朴人生。老贾的级别在单位最高，夫人的级别也不低，人口并不多，买件像样的衣服应该很正常，但我所见他从来都是那身不新不旧的打扮，除了依季节的薄厚增减，其它几乎不变。

更叫我感到庆幸的是，在老贾的麾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一潭清水，很少听到人们扯闲话。人心思报成为风气、也是风景，人们整天跟桌面上的稿子“拧眉”，在意的是老贾如何评报。在每周一次全体编采人员参加的评报会上，人们都有权力对上周的每一件作品发表意见，从版面、标题，到文章内容，都要做出评价。过去作为局外人，看到的每篇文章都觉得很权威，哪知道还要经过这么“淘洗”？在这个场合，一个小编辑（记者）可以面对面地批评社长的作品，即便言词偏激点也没事。当然，别人的意见都发表完后，老贾要进行综合点评。他的意见除了自己对作品的看法外，主要提出往后的业务方向，具体到哪类稿子如何采写、编辑，版面该如何设计。他批评别人的作品时也不留情面，话到激动时甚至要习惯地用右手食指敲敲桌子，好像有种“这老汉不好惹”的架势。其实人们都清楚，他恼为那张报纸而恼，火为那张报纸而火。而正是这种气氛才真正体现了业务面前人人平等。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评报方式，那就是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贴在立于办公区门口的评报版上。这种方式则是老贾运用得最多。他把自己的看法用毛笔字写在大样或新出版的报纸上，人们上下班路过时总要看上几眼，随时接收老贾的新闻理论。我在品味老贾办报理念的同时，也特别喜欢他的毛笔字：运笔自如，线条流畅；恰到好处的笔墨布局，加上校对专业符号的大笔墨线条勾画，使人顿感书法艺术的渗透与冲击。近年我偶染书法，才稍稍有悟，老贾的毛笔字是纯粹的书法作品，且字字有根，笔笔中矩，取法二王。他肯定背过《草诀歌》。假如有人捧场、炒作，说不定还能加入哪一级书法家协会呢！

有时候因为报纸出差错他也凶人，但凶过去也就烟消云散了。严肃起来他也脸绷筋突，但还是慈祥的时候多。特别是看到小孩子后，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立刻变成一个孩气十足的老玩童。他跟他们又喊又叫，又耍又闹。和他搭上关系的也全是报社家属院的孩子们。他在这些小朋友中间发展了几个眼线，哪个孩子淘了，诸如随地撒尿、在墙上乱写乱画等，他随时都可以得到情报。于是，他便在评报栏里贴出“布告”：某某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批评一次；当然，谁做了好事，更要及时公布。落款都要署上“老贾大爷”，某年某月某日。这种“顽童效应”应该更能拉近领导与职工的距离吧？

我曾回望过往，把1980年自我确认为人生幸运年，有几件大事装点了我的生活，但最让我有成就感的是结识了老贾。在工作、处事、生活上，我都得到了他的提升和管护。当婚的1981年，我和爱人领了结婚证后四处租房无果。一位热心人给我出主意，找老贾发话，占用《山西日报》和山西电台驻雁北记者站的一间房子给我们做婚房。这间房子就在我们办公室的对门，里面放了半地旧椽木，还有一块大帆布做成的苫布。我跟老贾提出请求后，他十分爽快而简洁地回应“行！”我们自然发疯般地兴奋，两口子利用一个半天半个夜晚，把带土的椽木靠着东墙摞起来，再用苫布盖住。

虽家徒三壁（另一壁已有了椽木），但终于有了安身的窝。知道我们收拾好了，老贾决定要参观一下。他进门一看那景象，不禁面露惊讶：“这怎么行？快把这烂东西扔出去！”说实在的，我们虽嗅到的是细尘味，但心里已特别满足了。我又担心节外生枝、引起谁的不满来，给老贾找麻烦。谁想，老贾再二话不说，揭开苫布，拉起一根椽木就往外走，扔在了院里。见老贾这样，全报社的人都学着他，不费一袋烟工夫，就把那些东西全部清理完毕。紧接着，老贾又嘱咐财务室，当月开资时每人扣下5毛钱，为我们购买礼物。老贾又说，这里数他的工资高，扣上1块。很快，我们就收到了搪瓷碗、水（暖）壶等礼品。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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