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中国的读者或许想知道，为什么要读这样一本关于国际关系的书，书中的观点根植于一种关于生命和政治的悲剧观。要知道，悲剧既是一种西方文化的比喻，也是一种古老的比喻。在“后启蒙时代”的西方，悲剧几乎被人们忽视或嫌弃。那么，悲剧怎么会与东方存在关联呢？

第一个原因是，希腊人对精神的理解更加丰富，把握住了人类的某种共性。这种共性适用于所有人，而不仅限于古代的雅典人或西方人。我继承了古希腊人的理念，将欲望、精神和理性视为人类的基本动力。每一种基本动力都有不同的目标，产生出关于合作、冲突和冒险的不同逻辑。每一种基本动力与不同的正义原则（或者正义原则的不同组合）产生关联，并催生出不同类别的等级制度。

欲望是我们最常体验到的动力。人有很多欲望，其中包括对食物、饮水、住所与性的欲望。不过，当代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对欲望的关注集中于财富。他们认为，财富是人最重要的欲望，正是它促进了人的其他所有欲望。经济学家十分热衷的“经济人”假设，就是设想人会专注于财富的最大化。

精神体现于人类对于自尊的普遍渴望。这种自尊感会使人自我感觉良好，觉得生活更快乐，更确信自己有能力应对生活中的挑战。通常，人要获得自尊就要在能力与之相匹配的人或社会重视的活动中表现出色，并受到那些观点和评价被人们所看重的人的尊重。受到这种人的尊重，会使我们的自我感觉良好。自尊不仅需要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还要认识到社会的核心重要性，因为假如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与公认的展示卓越的常规步骤，就不可能实现获得自尊的目标。自尊与地位密切相关。与行为体通过炫耀性消费彰显地位的欲望相比，基于精神的地位必须由他者依据行为体的成就来赋予。在这方面，古希腊人对荣誉和地位作了区分。前者是通过基于规则的竞争获得的，后者是通过任何可用的手段获得的。当规则被违反并最终被废除时，区域社会和国际社会就会变得更具暴力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子里，就出现过那样的情形。

人的某些欲望是可以凭借直觉来满足的。人必须经过教导，才会通过社会规范的适当方式来表达和满足作为人的基本动力的精神。社会倾向于鼓励培养并引导它。精神会促使人自控，并为了社会整体受益而牺牲个人。在尚武的社会中，精神表现为勇敢和无私。所有社会都必须克制由精神引发的竞争。或者，当精神遭受挑战或挫折时，将由此产生的愤怒向外转移。如前所述，国家不是人。国家缺乏精神，没有固有的动力或特性。国家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在现代，人们通常将自己对自尊的需求，投射到共同的事业上。他们通过所属的群体、运动队，尤其是其所属的国家和宗教的成就来增强自尊。可以说，现代世界的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精神获得间接的满足。当人们所属的国家在权力、地位和各种竞争中起落时，人们的自我感觉会随之变得或好或坏。凡是怂恿人们产生这种联想的国家，都有可能受制于其引发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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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理性被视为是一种工具——依照大卫·休谟的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理性即协调“本我”与世界的“自我”。对古希腊人而言，理性本身也是一种动力。理性可以克制和培养欲望与精神，借此认识幸福的本质。实际上，这指的是终身学习，促使人们形成更复杂且更为克制的欲望，并认识到人对精神的追求也必须保持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启蒙运动从哲学词汇中清除了“精神”(thumos）一词，因为它与贵族的联系过于紧密。贵族正是用“精神”为其享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特权做辩护。如前所述，“精神”还将理性简化为“工具理性”。不管怎样，人类虽未改变，许多冲突与大多数战争都是由“精神”引起的。这是我在《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悲剧诗人不仅与古希腊人对话，也在与我们对话。在这本书中，我主要从修昔底德那里获得与当前政治相关的见解，这些见解同样适用于西方和中国。

我之所以说希腊人（尤其是修昔底德）与中国读者相关，还有第二个原因。修昔底德将伯罗奔尼撒战争描述为一场悲剧。雅典在追求建立帝国和财富的过程中违背了希腊的核心规范，并犯下了狂妄自大的错误，雅典的这种追求是事与愿违的，因为雅典人在当时的影响力仅取决于进行贿赂与胁迫的能力。雅典必须不断扩张以维持其权威，但过度扩张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修昔底德认为，这是大国的典型模式，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当雅典将整个社群的利益作为其追求的目标，并运用受其他城邦欢迎的手段，雅典就繁荣了。在希波战争之后，希腊的其他城邦赋予雅典盟主（hēgemonia）的地位，这是因为雅典将希腊人从波斯人手中解放出来，向所有人开放雅典的市场和法庭，扫除海盗，并保护了希腊重要的文化成就。盟主是一种尊称，但这种尊称也带来了对雅典作为领导的期望。事实上，较弱和较穷的城邦之所以尊重雅典并受到雅典的影响，前提是这么做会给它们带来更多的安全和物质的回报。

修昔底德教导我们，“扈从主义”的等级制度是地区与国际秩序的一种根源。作为对荣誉与领导地位的回报，主导的国家维持令所有国家受益的秩序，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安全与物质利益。主导的国家通过尊重和说服来施加影响——这比借助贿赂和胁迫来施加影响要有效得多。尽管能力很重要，却无法直接转化为权力，而权力只是影响力的一个来源。假如国家像雅典那样轻率地使用权力，权力反而会削弱影响力。

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将权力与影响力的概念加以区分。帝王时代的中国与其发达的邻国建立了一种“扈从关系”或朝贡体系。无论是处理与那些遵奉儒家的邻国（例如朝鲜、越南、日本和琉球）的关系，还是通过间断的贸易和探索接触那些更为遥远的国度，中国均旨在寻求荣誉，表现为要求这些国家承认中国在文化上的卓越与核心地位。作为回报，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切实的安全、经济回报。鉴于中国与儒家理念更为接近，较小的国家经常把中国视为“文化的全盛期”，或者“显而易见的文明国土”。朝贡体系在机制方面表现为“册封”(investiture)，即该体系中的各国向中国派遣使节并明确承认其从属地位的一种外交仪式。各国随后派驻的大使需要重新确认与中国的关系，交换信息，并安排贸易、文化交流。当朝贡国在与中曰皇帝打交道时，都必须采用中国的历法。这些礼敬的形式都是对中国文化优越性的认可，而非承认中国的政治霸权。

中国无意将自己的愿景强加给世界，却对与邻国建立稳定且富有成效的关系很感兴趣。这样的一种体系——与古希腊对“盟主”的理解惊人地相似——发挥了双方的优势：在强者获得荣誉时，弱者获得保护和贸易上的好处。同样重要的是，依照中国的自我形象和荣誉地位，这样的安排激励了中国。在这方面，古希腊与中国的制度很相似，因为荣誉会带来一套自我约束的规则。

最近，关于中国古典思想和中国明朝的研究发现，中国与古希腊存在相似之处。例如，儒家和古希腊思想家都认为，人性唯有在语境中才具有特征，而文化秩序先于政治秩序。儒家还认为，社会之外的人，或者那些自视为自主行为体的人，更具动物性而非人性。这样的人对于其自身和周围的人而言，都是一种威胁。孟子认为，人与动物只有细微的差别，人的行为是出于仁义，动物则不然。孔子认为，建立在尊重父母基础上的孝道，是区别人类和动物的一个关键。这两位思想家都强调家庭与社会关系，以及支撑这些关系的心理学和伦理学，它们是鉴别人类的标志。与亚里士多德相似的是，儒家认识到“工具理性”的重要性，不过，儒家认为，成功的行为和政策还“包括承诺、同情、关爱、相互支持和人类的义务”。

张锋（Feng Zhang）告诉我们，明朝的历代皇帝采用了一种霸权的“工具主义”战略，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依照他的说法，明朝皇帝很少践行所谓“富有表现力的霸权”。明朝皇帝采用的战略以儒家“礼”的原则为基础，寻求建立各方都能从中受益的伦理关系。在关系和睦的条件下，这种战略更有可能被采用。当它占优势时，中国会获得邻国的尊重，并为其提供切实的利益（即贸易和安全利益）作为回报。这样的“扈从”关系与希腊的“盟主”理念相当类似。铃木胜吾（Shogo Suzuki）认为，日本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中也存在类似的东西。

康灿雄（David Kang）认为，这种“扈从”主义的安排可以解释，欧洲和东亚的地区体系内战争频率的显著差异。从1368年至1841年从朝贡体系的制度化到中英鸦片战争仅有两场战争波及中国、朝鲜和日本。假如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边，这三个国家保持了和平关系（也可以说是友好关系）。随着它们变得更加强大，这样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平的关键是中国在文化、经济和军事领域处于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同时，中国不会以牺牲“文明”邻国为代价进行领土扩张。其他国家接受了中国的卓越地位，并寻求在文化和经济上从中受益。韩国、越南和日本的精英们模仿了中国的制度、语言和文化实践。接下来，这促进了与中国更密切且更富有成效的关系。如果中国和美国都寻求这种的区域性的“盟主”地位，那么两国就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并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对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都是有利的。

【作者简介】

理查德·内德·勒博 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国际政治理论荣誉退休教授、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荣誉研究员、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詹姆斯·O.弗里德曼首席教授（荣誉退休），当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告别霸权！》《国家为何而战？》等，最新著作包括《探索国际关系的知识：我们如何求知？》（The Quest for Knowledge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