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有文化，又没文化。说“有文化”，是说晋中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有许多可供挖掘和利用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人文资源；说没文化是说社会有关方面，特别是有少数“用事者”，对这种文化特别是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很不够。晋中在利用晋商文化，主要是在开发若干个晋商大院作为旅游景点方面，在开发绵山等方面，做了有成效的工作，但在其他人文资源的开发、保护、利用方面则有明显的欠缺。

这个结论或许武断了些,或许是“以偏概全”,但这是从我几个月前在晋中看韩信墓、祁黄羊墓、罗贯中故里以及王允衣冠冢时感到的。话说得激烈点，过火点，只是“爱之深、求之切”而已，并非想抹杀晋中各方面在文物保护开发方面所做的工作。说“没文化”，只是基于我的见闻有感而发或不得不发的。且不说，祁黄羊父子墓，那在学大寨前是很大的一块墓地，长满松柏林，墓堆很大，而学大寨时，竟动员全村老少车挖人担干了一冬天把它削平做了耕地，现在仅剩下了桌子大的“一抔土”，立了写有“祁奚父子墓”的一块小石头了事。祁即祁黄羊，他儿子即祁午。祁奚是晋国有名的贤大失，著名的“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就是他的典故(说的就是祁奚推荐他的一个仇人和他的儿子祁午各担任一个官职结果证明都非常称职的故事)。识人、知人，摒弃个人的亲疏好恶，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公道地荐举人才，祁奚的这种高尚的政德和永垂青史的用人思想，成为留给我们的宝贵政治财富。且不说罗贯中故里只有一个罗家祠堂，而没有恢复任何罗贯中的遗迹，包括故居、必要的文物资料和介绍，甚至也没有打算要搞成一个让人参观的景点。也不说东汉司徒王允(曾定计杀董卓，有名的戏剧《凤仪亭》说的就是这个故事，老人们几乎无人不晓)故里的衣冠冢，只有一块简单的墓碑(那还是原省委副秘书长田中仁为他的老家祁县要了五万元修的，修碑不过用几千元，余款也不知干了什么)，周围成了建筑垃圾堆放地，想过去看看都非常难走。至于前些年资寿寺的罗汉头因管理不善被盗，而后由香港爱国人士高价购回、转赠回寺的事也实在令山西人汗颜。这些且不详说，我这里只重点说说韩信墓。

韩信墓在灵石县城南10公里的韩信岭上。韩信岭，原名高壁岭，因纪念韩信而改名。历史上山西中部的南北之间以至通往陕西、河南的必经的大道即“官道”就是越此岭而过。“巨岭摩天断道路，路旁有祠祠后墓”，韩信墓就在岭上的官道旁边。我去看时，这里仅存一个大土堆，灵石县的同志说这就是韩信墓。墓周已挖作牲畜圈或柴草仓库，破坏严重。墓前边原有的几处祠宇已全部毁坏，地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些残砖败瓦；祠墓前原有的“汉阴侯墓”的碑碣和曾有过的众多的题壁诗和诗碑已荡然无存，听说石碑已做了老百姓的住宅墙基或垒了猪圈。过去的官道因大运公路的修建早成历史，无人走了，但官道的遗迹还很清晰，使人想见当年“荒坟埋骨腰山路”(明朝于谦悼韩诗)的景象。韩墓、韩祠,全国解放后曾被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今已快破坏无遗了，这不能不令人痛心。韩信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名人，对于有关他的古迹的保护意识，以及从此反映出来的对待古代文化的观念，难道能说这是有文化的表现吗?

为了探究韩信墓、韩侯祠作为文化古迹的深厚文化意义，笔者从韩侯其人、千古奇冤、汉为什么杀韩信、韩墓小考、韩诗赏析、建议重修韩墓韩祠等几个部分来叙述。

一、韩信其人

韩信(?——前196年),汉初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淮阴(今江苏淮阴市西南)人。“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人多厌之者。尝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钓于城下，一漂田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曾“胯下忍辱”于屠中少年。后参加项梁的起义军，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遂亡楚归汉，为连敖；后经滕公推荐，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后逃走，萧何月下追回，劝刘邦筑坛拜之为大将军。公元前206—前202年，楚汉相争，逐鹿中原，韩信为汉朝的创建立下赫赫战功。他曾奉命击魏，虏魏王豹，定魏地，置河东、太原、上党三郡。北破代兵。继而韩信与张耳东下击赵(即著名的背水阵)，擒赵王歇。韩信发使使燕，燕闻风而靡。又奉命击齐，“东下齐城七十二”。韩信派使者向汉王“请作假王(代齐王)”以镇齐，遂有刘邦怒骂而张良、陈平蹑汉王足、附耳冻止的故事，汉王封韩信为齐王。楚项羽使大将龙且等击韩信，韩信大破楚军杀龙且(“斩龙堰潍水”)。公元前202年，会战垓下，灭项羽，汉王刘邦即皇帝位。在韩信下魏、破代、取赵、平齐之后，汉王都“收其兵”或“夺其军”以拒楚；项羽已破之后，“高祖袭夺齐王军”，“徙齐王信为楚王”。不久,“人有上变事告楚王谋反”，高祖乃“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封韩信为淮阴侯，分其地为二国”。韩信因此发出“生乃与哙等为伍”的慨叹。公元前197年8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公元前196年春，韩信舍人之弟告韩信与陈豨同谋造反。吕后与萧何定计，把韩信骗入长乐宫钟室斩首,夷三族。韩信著有兵法《韩信》三篇,今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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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古奇冤

司马迁在韩信本传中说韩信“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在《高祖本纪》中说“淮阴侯信谋反关中，夷三族。”似乎韩信被杀是罪有应得。我认为，这只是表面地肤浅地看问题。

作为汉朝的史官，司马迁不能、也不可能公然否定汉朝给下的与陈豨同谋造反的结论，他还得与汉王朝“保持一致”但司马迁作为以“秉笔直书”为“史德”的伟大的史学家，他要留给后人以真实的历史。所以，他又以高超的“史才”和“史识”，巧妙地从不同的角度来否定这个对他来说是违心的不得不作的结论。

首先，司马迁在韩信本传中，借萧何之口说韩信是“国士无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国士”就是对国家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一个“无双”，一个“非信无所与计事者”,突出了韩信作为争天下、创汉业的人才的独一无二性。这样的“国士”会谋反吗?

第二,司马迁浓墨重彩地极写韩信下齐封王之后，一再不听项羽说客和蒯通背汉自立、三分天下的建策，反复申述汉王对他有登坛拜将、解推义重、言听计用、封王赐爵的知遇深恩，自己绝不能“向利背义”，并表示“虽死不易”。又极写韩信封王之后，以千金酬报漂母的一饭之恩。司马迁的这些记述，就是暗示韩信讲究信义、品德高尚，没有背汉造反的心理基础，从而让后人得出“谁道异谋萌末路，君侯心迹自分明”(清人朱绍曾诗)，“侯果欲反奚不早，解推义重非忍忘”(祁韵士诗)，“不忘漂母饥时饭,汉后如何却少恩”(明人杨美益诗)的结论,进而否定司马迁自己不得不写的韩信“天下已集，乃谋叛逆”的违心之论。

第三，写韩信的反状，是韩的舍人之弟“夜半告变”,而这个舍人曾“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所告谋反情节，是陈豨出任赵相国(受权监赵、代边兵)时来韩信处辞行，“侯(韩信)执其手,辟(屏退)左右与之步于庭”，约定里应外合造反。告状人并未提出任何具体旁证。这自然会引起后人“中庭握手谁闻见”的疑问，看清谋逆罪的“莫须有”性质。

第四，在写高祖“伪游云梦”,械系韩信时,记述韩信当时愤慨而沉痛的抗议：“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而面对韩信的质问，高帝的回答仅是一句“人告公反”，提不出任何具体罪状。接住，就是“赦信罪，以为淮阴侯”，“分其国(楚国)为二”。这样不明不白地抓，又不明不白地放，说明“伪缚云梦”只是以莫须有罪名削夺、谋害韩信和其他开国功臣的第一步。有了这第一步，就会有长乐宫杀韩的第二步。只可惜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大将军却不懂自保之术，如祁韵士诗所说，“不学无术终未悟”，落了个“一旦就擒若驱羊”的下场。

第五，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司马迁借他人之口，明显地揭露高帝、吕后强加罪名杀害功臣的大量事实，侧写、补写韩信被冤杀的实质。在彭越列传中，写高帝征陈豨，征兵于梁王彭越，彭称病，派将领带兵跟刘邦出征。高帝怒，责让梁王，梁王欲往谢(认错)，部将扈辄说“往则为擒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遂称病。此前，曾有“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的事，这时，太仆告梁王与扈辄谋反。高帝立即派人以突袭的办法捕梁王,“有司治反形如法”，上赦以为庶人。对彭越的办法，同对韩信的办法如出一辙，都是强加之罪。即使经过“有司”(司法机关)，也是按皇帝老儿的意见办。下一步，更露骨了，彭越被发配到西蜀当老百姓，从洛阳西行，碰到吕后从长安来，“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洛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

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彭越根本没有造反的意思,太仆“告密”纯属挟嫌报复，而且是摸清了汉朝延杀害功臣的意图才投其所好，公然诬告的。诬人造反是要反坐的，但这个太仆知道不久前韩信被杀，就是这么罗织了罪名的，有先例在，诬彭谋反就没有什么风险。果然，一告就中，梁王彭越被废为“庶人”；但彭越想当老百姓也不行，吕后把他从迁蜀路上骗回洛阳，请示了高帝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再指令管刑狱的廷尉“开奏，请族之。”你看，制造冤案的程序，如告彭谋反的人证、司法程序、批准程序(“上乃可”)都不缺少，但罪状却是假的。而杀害彭越的真正原因，吕后说得明白：“彭越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对“壮士”犹且不放过,对韩信这样的无双“国士”，当然更不能放过，而且要首先开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你部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