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通江“三李”：文学创作丰富爱国爱民，却始终不得

清代通江“三李”是指清初四川通江文化名人李蕃、李钟壁、李钟峨三人。“三李”皆以科举入仕，政绩卓著，在巴蜀地区有口皆碑。三人不仅热衷于纂修地方史志，诗文创作方面也颇有造诣，有诗文合集《雪鸿堂文集》传世，收录于《四库全书》。

通江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三李”文化颇具代表性。近年来，通江县大力打造“三李文化”，其作为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学及史学价值。“三李”作为清初巴蜀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家族，对推动巴蜀地方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李”交游考

（一）“三李”的共同交游对象考

与许汝霖、王昭武、罗为赓的交游。“三李”与许汝霖的正式交往，应该从李钟壁中乡试始。自从父亲李蕃蒙冤入狱后，李家没落，家境艰难。正是李钟壁这次乡试中试，才使得李家门庭重新得到改观。而这次乡试的考官，正是许汝霖。

自此，李钟壁与许汝霖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李钟壁受任广西平南县令时，写信问候老师许汝霖。

许汝霖为官清正廉明，重视对后人的教育，留下《德星堂家订》，为其子孙后代及族人立下了严格的家规。这一点和李蕃较为相似，正是在治家、教导后人方面的一致，使两家人能够建立深厚情谊。

王鼎，又名王鼎乾，昭武出身于仕宦豪门之家，其祖父王道光、父亲王鸣坷皆曾任知县之职。昭武生于明清易代之际，其家业随明朝灭亡而灰尽，但昭武并未因此沉沦，立志振兴家业。

王昭武与同乡人李蕃是同窗，昭武虽满腹经纶，文笔清秀，但无心追逐官名利禄，癸卯试获岁贡后，毅然弃学从农。王昭武与李蕃既是同乡、同窗，更有亲家之谊。

李蕃任职山东黄县知县期间，王昭武在距黄县不远的蓬莱县同李蕃见面，其后王昭武回到通江，两人相隔甚远，昭武作此诗，怀念二人曾一起游览名山、诗歌唱和的时光。王昭武写作此诗时，正值吴三桂叛变，昭武在诗中表达了与好友对国家安定统一的关心。

罗为赓，字西溪，清顺治举人。弟子吴学孔录其讲学语为《苕西问答》，曾任孝丰县知县。《寄罗西溪年伯》是李钟壁迁任平南县令时写给罗西溪的一封信，李钟壁在信中告知自己的近况，并表达了对长辈过往关怀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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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壁对于长辈的赞美，保持谦虚的态度，也决心向年伯学习，做一位清正廉明的好官。李钟峨与罗为赓之间也有诗歌往来，文集收录有《酬罗西溪先生韵二首》，说明二人也曾以诗文互相赠答。

与陈御简的交游，陈书（1655-1712），字玉简，亦作御简，曾任内阁中书、礼部郎中等职。陈书能文，工书翰，座必焚香书字，数十年如一日，其时凡撰制诰及宫禁王府屏联，多出其手。

李钟壁秉持“取之甚广，择之甚严”（《送邬克非序》）的交友原则，广交良师益友，但并不是纯粹“泛交”，而是经过严格筛选的，这种交友原则从李钟壁的交友圈中可以得到印证。

陈御简是李钟壁交往较密的一个好友。李钟壁同陈御简有同年之谊，两人在戊辰（1688）乡试中同科中式，此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李钟壁常常去陈御简家中拜访，连陈家下人也对他甚为熟悉，热情通报迎接。李钟峨调侃自己登门太勤，主人家都要将用铁皮来包裹门槛，印证二人确实往来频繁。

（二）“三李”的个体交游考

李蕃与周元勋、屈升瀛、张龙弼的交游。李蕃为人耿直磊落，为官清廉不阿，任黄县知县时期的政风政绩为人称道，对三个儿子更是言传身教，言之切切。所以，李蕃所结交之人，皆是其认为“可交”之人。

李蕃比周元勋年长，两人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这与二人同样清廉刚正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周元勋也是一位一心为民、甚得民心的清官，因此能够得到李蕃的嘉许，并愿意同之交往。

李蕃和屈升瀛同庚，又是同乡人，从小就认识，互相了解颇深，屈升瀛所在的涪阳屈家和李蕃所在的兴隆李家世代姻亲，按辈分，李蕃应该称屈升瀛表叔。

张龙弼学识渊博，为人谨慎亲和，李蕃对其十分欣赏。张龙弼到黄第二年，李蕃作《寿学博张龙弼序》为其祝寿

李钟壁与陈韦庵的交游。陈韦庵初上任时，曾设宴盛情款待李钟壁，这次宴会上两人结识，李钟壁对陈韦庵之学识风度尤为欣赏，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李钟峨与吴翊、查云标、龙为霖的交游。查云标，字学庵，江西人，官至礼部主客司主事。吴翊与查云标同在康熙壬辰科会试时为李钟峨取中，因此两人同李钟峨有师生之谊。

“三李”结交朋友，或是当代名流、大学士，或是同年知己好友，无论出身高贵贫贱，也不管官职高低，“三李”交友，主要以“人品”、“业绩”以及“志趣”作为原则。同道友朋之间往来唱和、切磋共勉、互相砥砺，不为家法、门户所限，也不问年龄、地位之别。

二、“三李”诗歌研究

（一）李蕃诗歌研究

李蕃写下了许多感慨人生、心系民生的现实诗作，受其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所影响，即事感怀一类诗歌在不同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黄县为官期间的诗歌，多为向往隐逸生活之作，虽为公事烦扰，但内心依然爱好山水之乐；

罢黜流放、侨居芜湖期间的诗歌，多为抒发内心苦闷与思念家乡之作，基调较为沉重；赦免归乡后的诗作，与前两个阶段的诗歌创作风格呈现出较大差异，语言质朴清新，显示出作者回到家乡后乐观豁达的心境，与僧人的交往、对佛理的体悟是李蕃前后诗风变化的重要原因。

李蕃为官九年，任职时间并不长，担任黄县县令的九年间，李蕃创下了卓著的政绩，“黄民哭狱”的故事在今天的巴蜀地区妇孺皆知，这件事在李蕃的人生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县冤案”不仅是李蕃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点，同时也是李蕃诗文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李蕃家世清白，祖父、父亲的殷切教导无时无刻不铭记在心，被诬入狱一事始终是李蕃心中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在任职黄县县令期间，李蕃所作即事感怀诗，多为无心于名利之感慨及对神仙隐逸生活的向往。如《述怀》一诗：这首诗中，作者自述平生志向不在依附权贵，希冀做不为名利所累的“逃名”客，虽然身在官场，但志向却未曾改变，“人皆夸吏隐，我道隐为仙”一句，表明作者身在官场却好为隐士，不以利禄萦心。

（二）李钟壁诗歌研究

李钟壁也写了许多即事感怀诗，钟壁作诗，注重真情实感的表达，并且毫无掩饰，其无拘无束的个性在即事感怀一类诗歌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钟壁十分重视“思”的作用，各种事物都可能会引人“思”，但这些“思”很可能转瞬即逝，失之可惜，那当如何记住这些“思”呢？李钟壁认为，法度之精严与论诗相比是次要的，他将作诗当成表达、保存“思”的重要方式，因而李钟壁作诗，绝无牵强附会之意。

李钟壁的即事感怀诗，或针砭时弊，揭露污浊黑暗的社会现实，对贫苦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李钟壁勤奋好学，为政兢兢业业，却始终未得重用，因此写下了许多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慨的诗作，如《金陵登重楼》。“身似叶”、“志如灰”、“书难寄”、“客未回”，既写出了作者的窘迫，又表现了作者心中的不甘。

无论是即事感怀而作，还是与友人往来唱和之作，其诗皆信笔挥洒，不拘礼法，言之有物，情真意切。清代硕儒名师陈邦彦将李钟壁诗文同宋代“三苏”诗文作比较。陈邦彦认为，李钟壁的诗文创作，自成一家之言，不趋世俗，因而“迥绝时流”。

（三）李钟峨诗歌研究

李钟峨受官职所限，其诗作多为颂制赠答而作，虽仕途较顺，然其志向往山水而不在名利，李钟峨收入《雪鸿堂文集》的诗作中，有大量的赠友送别诗。或抒写难离难舍的缠绵离愁，言辞恳切，令人动容。

相比父兄，李钟峨人生仕途较顺，累沐圣恩，写下了许多馆课应制之作。这些诗文作品旨在歌颂赞美，而少批判揭露，因而诗文风格较父兄华美。

三、“三李”散文研究

（一）鞭辟入里的论、辨

李蕃散文创作，坚持“有为而作”，其散文作品，体裁主要有序跋、尺牍以及论辩文等。其中，李蕃的论辩之文较为出色，文集共收录 5 篇，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文风纯朴敦厚而缜密，行文严谨而不拖沓，是其“忌空疏、忌填砌”之文学主张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李蕃饱读史书，在他的论辩文中，提出了许多精辟而新奇的观点，这些观点往往不随世俗主流，但却有理有据，剖析得当。《陈胜论》《旱魃辨》《禹穴辨》等都是李蕃比较出色的论辩散文。

《旱魃辨》一文，李蕃开篇即批判了黄民以劫杀新丧者的尸体来解除大旱的做法，认为此为巫蛊造成的恶劣风俗，作者又通过考证史籍，说明新丧并不是干旱之征兆。并且为使黄县人民信服，作者强调考据引用皆有出处，李蕃面对黄县人民“以新丧为魃而斩杀之”这种不合乎人道的做法，据书说理，并立下规矩，为黄县消除这一恶俗作出一大善举。

（二）剖白心迹的尺牍

李钟壁文集中收录了 21 篇尺牍文，这些书信，或为寄给长辈、好友的求助信，或为对黑暗现实和腐败官场的揭露与批评，或为对两个弟弟的劝慰鼓励……皆为作者表白心迹之作，因此，这类文章语言明白晓畅，情感真挚动人，表现了作者鲜明的个性特点。

《与雷泌阳》是李钟壁在父亲李蕃被诬落职，发配至榆关时写给弟弟李钟峨的岳父雷凤山的一封求助信。雷凤山曾写信前来表示会给予资助，但此后却迟迟未兑现诺言。

李钟壁写这封信时，父亲李蕃入狱，家中经济拮据，窘迫不已，面对长辈失信，李钟壁追问诘责，不留情面，接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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