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谷郡君家传(为什么说“禹传子、家天下”禹之前不也是黄帝他们一家子吗
发布时间: 2023-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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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禹传子、家天下”禹之前不也是黄帝他们一家子吗

“禹传子,家天下”。

这是古人说的。《汉书.盖宽饶传》曰:“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

“三王”,就是夏商周“三代”,这当然从大禹传位夏启开始。

古人认为,“三代”以前不是这样。还是《汉书.盖宽饶传》:“五帝官天下,……官以传贤。”

所以,先是墨家,后是儒家,都大讲尧舜禹的“禅让”。

三人“禅让”的依据,一是《尚书》中的第一篇《尧典》;二是《尚书》中的第二篇《皋陶谟》。

《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的伪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曾把《尧典》中最后一部分分离出来,称为《舜典》。后来,从隋唐就有人质疑,至清代,《舜典》一般又恢复到《尧典》里去了。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传子”和“传贤”有区别么?

有。

从西周开始,“家天下”的“传子”,是有严格而明确规定的。

这就是“传嫡长子而不传贤明”——权力和财产的继承,只能传给同姓嫡长子孙,不管其是否“贤明”,非嫡子孙只有在没有嫡系子孙可传的情况下才能考虑。

关于这一点,刚刚写过一篇问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出来看看。

《汉书》说是“三代”,严格说是从西周才明确形成这样的“宗法”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封建贵族统治阶层之权力和财产的顺利、稳定交接和传承。

这是私有制产生后,必然形成的一种政治制度。

“禹传子”,据《史记》说,多少还有点戏剧性。

《史记.夏本纪》说,大禹,原来是准备“选贤任能”,把自己的“职位”,传给前面说到的《皋陶谟》中那个“皋陶”的。“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

皋陶早亡,于是大禹又想传位给伯益。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恰,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帝禹并没有传位给自己儿子的私心,争奈伯益的威信不够,诸侯们都拥护启,启也就“顺水推舟”作了天子。

这期间,表示“不服”的,只有有扈氏,于是,“启伐之,大战于甘”。发兵之前,夏启做战前动员,这就是《尚书》第四篇《甘誓》。

第二个问题,“三代”之前的尧舜禹,是不是“禅让”。

前面说了,最早是墨家,随后是儒家,都极力称颂尧舜禹的“禅让”。

战国末年,已经有人质疑“禅让”这件事,比如韩国的韩非。

与韩非同时,在魏国发现的“汲冢竹简”中整理出来的《竹书纪年》,也说尧舜禹之间没有“禅让”只有篡权。

《竹书纪年》,是晋国和魏国史官记载的历史。晋国后来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所以,韩非持与《竹书纪年》相同观点,很可理解。

现代学者认为,尧,很可能是处于氏族部落联盟兴盛至濒临解体前的部落联盟军事首长,而不是帝王。禹,则在西周,就被周族奉为自己的祖先神,很可能也是氏族部落时期的一个重要领袖,当然。也不是帝王。

舜,情况稍显复杂,从王国维开始,若干甲骨文研究“大佬”,皆同意“舜”是“俊”的音变,而帝俊又是由殷商先祖“夒”演变而来。就是说,舜,是东夷族中“鸟夷”分支的祖先。

这样,一些学者即提出,所谓尧舜禹“禅让”,实际上是尧和禹所在的华夏族,与“俊”或“舜”所在的东夷族,在融合过程中形成的“轮流执政”。

这种推测,在氏族部落联盟的“方国”时代,向逐渐走向“大一统”的“王国”时代过程中,是有存在的可能的。

“禅让”,是正常的轮流执政;“篡权”,则可能是对破坏“游戏规则”的惩罚。两种皆可以说通。

第三个问题,禹之前的“五帝”是不是一家。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是,还排列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其“亲戚关系”有些乱。

他依据的,是《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

顾颉刚先生就此做了大量的考证,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这样的“五帝”系统,是“层累”的结果,就是一代一代人逐渐才形成的。

所谓顾颉刚“疑古”,主要指的就是他这个观点。一些人说顾先生“疑古”是否定中国上古史,这说法有点儿“驴唇不对马嘴”了。

现在学者们已经“捋”得很清楚。现在能见到的西周文献证明,周族最早的先祖神是大禹,后来才叠加上尧和黄帝。

舜,不是周族而是商族的祖先,属于东夷系列。东夷最古老的先祖是少皞。

“颛顼”和“帝喾”都是后来,大约在战国时期才在人们的议论中出现的先王。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这样排列的“五帝”,直到西汉,才出现在《大戴礼记》中。

司马迁也不是照抄照搬,他做了不少实地考察和寻访。他说,关于五帝的说法太多,有学问的人也说不清楚,他依据《五帝德》和《帝系》,结合在各地听到的传说,大致把《五帝本纪》写成了这个样子。他这话,是在《五帝本纪》最后一段说的。

“五帝”成为一家人,既有一个过程,在当时又是一种必须。

西周,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

这个时候,西周的统治者们,已经开始注重对以往历史的搜集和整理,于是才有可能形成《诗》《书》这样的文献。

虽然后来西周逐渐衰落,诸侯争霸日盛,但族裔融合及形成新的大一统的内在要求愈加积累和增强。

这样,在秦汉帝国形成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二次“大一统”。

这个时候,需要对历史和先祖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说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的儒学,承担起了这个任务。

也就是说,儒学,一方面“累积”地“书写”了历史;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后续的民族融合与统一,提供了一种思想基础。

曾在头条写过一篇《五帝之变迁》的文章,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搜出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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