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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前消息败露，主干力量被捕，为何仍能取得胜利
十月的的武昌，天气仍是闷热难熬。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弥漫在空气中的沉闷。一时间浓烟滚滚，被炸飞的碎片四处飞散开来，夹杂着人们的叫喊声和孩子的哭声，慌乱中几个被火势严重烧伤的人飞快地跑出那间乌烟瘴气的房子。
很快一些高大的俄国士兵闻声赶来，他们冲开围观的人群，迅速包围了这里，他们先是派几个人四处搜查着，似乎已经找到了发生爆炸事件的原因，然后彼此交谈着。还有几个士兵手里攥着鲜艳的旗帜、文告还有名册……
名册上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黄兴、孙武、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
这就是武昌起义前一天发生的“意外事故”，1911年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政治筹备处忙于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正在装填炸药的时候，炸药突然爆炸，声响巨大，俄国巡捕听见爆炸声后立即赶来。孙武等人虽已火速撤离现场，但“现场”被抄查，起义计划已然完全败露，为起义准备的旗帜、文告、名册全部被抄走。
俄国驻汉口总领事马上将此事告知瑞澂。瑞澂立即宣布全城戒严，同时按照名册、地址顺藤摸瓜式地搜捕所有参与进来的革命党人。当晚，起义中的主干力量被捕，杨洪胜在自己的小杂货店被捕，蒋翊武、彭楚藩等在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最高指挥部被捕。蒋翊武乘机逃脱，彭楚藩、刘复基等被押至总督署，瑞澂连夜对他们进行审讯，随后残忍杀害。
在得到彭刘杨三烈士死难的消息后，革命党人集合在一起商定应变措施，最后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乘机崛起，提前发难”。
此时的武昌城，各个军营内纷纷谣言四起。工程营后队队长熊秉坤召集各队代表，约定当晚发难。熊秉坤也因此有了“熊一枪”的美名。
晚上八时，二排排长陶启胜领护兵巡棚查哨，看见金兆龙和程正瀛两人荷枪实弹，持枪而待。就问金兆龙这么晚了，要干什么。金兆龙说：“准备不测。”陶排长厉声喝问：“难道你想造反？”金兆龙反问道：“反就反，你能拿我怎样？”陶启胜上前死死扼住金兆龙的手腕，呼令护兵一起上来逮捕他。
程正瀛见状按住陶启胜并用枪托撞击陶启胜的头部，陶启胜挣扎着忍痛逃跑。程正瀛向他开了一枪。这时熊秉坤刚刚走到本队第一排第三棚，听到第二排有呼喊和打斗的声音，知道事情有变，立即取出手枪，边装弹药边往二排方向跑。远远看见痛苦不堪的陶启胜从对面跑来，熊秉坤立即向他开枪射击，陶启胜侥幸从楼梯逃跑。
熊秉坤等人趁势而起，鼓动众士兵起义，军营大乱，熊秉坤带领跟随他们起义的士兵们向楚望台军械库冲去。这时枪声大作，整个工程营都跟着轰动起来。清督队官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和司务长张文涛三人出来阻挠，起义众人没有一个退缩和屈服，阮荣发向人群里开枪，乱枪打死士兵一人，起义士兵将他们三人打死。之后起义的大队人马奔向楚望台军械所。
这时，工程营的其他士兵以及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的部分学生也相继聚集到楚望台。熊秉坤带领着起义大军在当晚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革命党人罗炳顺等人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了军械库。拿到了武器弹药之后，革命军战士们群情激昂，一时间枪声大作。
革命党人张振武、蔡济民听到了起事的枪声，得知熊秉坤正奔向楚望台军械所，立刻带着各自的兄弟来到楚望台和熊秉坤等人会合，起义的队伍逐渐得到了扩大。起义队伍壮大，指挥不便，需要一个总指挥指导队伍行动。
在营里有一个叫吴兆麟的人很有威信，他曾经进过参谋学校和军官讲习所学习，懂得军事作战，又是原日知会员、左队队官。于是起义队伍临时推举吴兆麟担任总指挥。吴兆麟受任后，立即部署向总督署发起进攻。
总督署位于武昌城的西南角，右毗城郭，左邻市街，后屏围墙，又紧靠大江。总督府坐落在这里，湖北总督瑞瀓就在这易守难攻的军事据点里面。炮营闹事，让整天担心革命党闹事的湖北总督瑞瀓大为恐慌，大骂手下的无能。当夜在总督署守卫的兵力大约有三千人，瑞澂利用这股精锐力量，拼死顽抗。
为了一举捣毁总督署，起义队伍向总督署发动了数次进攻，枪林弹雨，战斗十分激烈。进攻督署，仍以工程营为主力，其他队伍辅助配合，这样兵分三路，从三面夹击总督署。后在炮队的强力支援下，起义军经过殊死战斗，终于攻破了总督署的大门。
瑞澂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一见形势不妙，马上命人凿开督署的围墙，慌慌忙忙地登上楚豫兵舰，拖家带口地逃往汉口去了。总督瑞澂带着家小连夜逃跑，官兵见总督瑞澂已逃，早已无心抵抗，跟着弃械亡命。
这时天已大明，经过一夜浴血鏖战到10月11日上午，武昌全城光复。这个早晨因此具有了非比寻常的革命意义，九角十八星革命军旗帜在武昌城头上迎风飘扬。次日，起义军又收复了汉口和汉阳，武汉三镇全在革命军掌握之中了。
不久，传来了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省相继独立的大好消息，经过革命军的不懈努力，终于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是在仓促慌乱中由革命党人决定临时爆发的，也是在缺乏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不但筹备起义的总指挥张振武、孙武等人由于意外原因一个都没到场，孙中山和黄兴更未亲临。
在形势对革命党人不利的情况下，武昌首义仓促爆发，但是武昌起义胜利，决非侥幸的偶然事件。有人说是因为武汉为九省通衢，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重要，有人说功在新军哗变，有人说武昌起义成功得益于瑞澂连夜出逃，有的说武昌起义爆发应归张之洞的治鄂。这些说法或多或少涉及了一些事实，但有的失于偏狭，有的不无错舛。
就武汉本身而言，抛开地理位置不谈，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长期在武汉进行革命活动，革命思想早已深入人心。组织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最终掌握一部分新军武装并非难事，相对来讲，武昌地区的革命力量最为强大。
革命党人处事果断，把握时机，在得知三烈士死难的消息后，革命党人毅然选择了有利时机，进行了关键性的决战，成就了武昌起义这场埋葬清王朝的“爆炸”。
革命之势，犹如火山喷发，在内部积蓄力量，形成岩浆，最终涌出地表，喷薄而出。
同盟会的领导人曾发动过多次起义，从外部，如香港、越南等地临时输入革命力量，再到广州、镇南关等地起义，但因缺少蓄积力量的准备阶段，均以失败告终。同盟会、光复会领导人也曾投入革命积蓄力量，但是没有形成足够喷薄的“岩浆”。而武昌起义在内部力量不断蓄积的基础上，终于内爆，一发不可收拾。
烈士慷慨悲歌，为推翻清朝而捐躯的壮举，传遍武汉三镇，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党人更是矢志复仇。起义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而清政府已无回天之力。
武昌首义，人心浮动，清政府中一些官员即采取将家属走避天津租界的办法，甚至连当时的裕隆太后还有出走热河的准备，一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也举棋不定乃至坐视清廷崩溃。立宪派抛弃清政府，基本上共同倾向于不保清廷——当时从武汉赶到苏州的张謇会同雷奋等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要求清政府“宣定宪法，开国会”的奏折；赵凤昌则宣称：“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以保将来中国。”张謇则明确地对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当其时，立宪派与旧官僚采取“和平夺权”与“政变夺权”的手法，先后取得了湖北、江苏、湖南、广西等省的地方统治权。因此，从武昌起义到清廷宣布退位，不过几个月时间，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在极短的时间里土崩瓦解了。
首义只一个晚上就获得成功，成功以后清政府不会善罢甘休的，急急忙忙调集精锐部队，因为汉口是武汉的北大门，北面来的部队就通过铁路先来到汉口，就在现在的黄浦路，刘家庙丹水池这一带集结，此时起义的正规部队和大部分民军还有一些民间人士，跟清廷的正规军短兵相接，场面悲壮，牺牲了的烈士数以万计。
清政府曾派荫昌率北洋新军开赴武昌镇压革命，但北洋军大部分将领都是袁世凯心腹爪牙，根本不听从荫昌调度。在帝国主义者的策划下，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统率北洋军前往武汉三镇。
袁世凯刚刚被重新起用，北洋新军即展开猛烈进攻，都取得了不小胜利，先克汉口又占汉阳，使得武汉形势严重告急，革命大有被扼杀的危险。
但袁早已抱定了“剿抚兼施”的政策，很快就与南方革命党人谋划和谈：在军事上，袁不立即攻占武昌，而是形成一时间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方面对革命党形成强大威慑，同时也给革命党人以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以此要挟清政府。
袁世凯当年大军压境，于军事得手之后，一再谋和停战，要挟清廷与南方谈判，完全是为其个人政治目的，和与战只是其手中的政治筹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态度客观上使得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得以保存下去。
武昌起义的成功有革命党人的主观努力，但各个方面的因素也对其产生了作用。历史的车轮终于将其辗作历史的尘埃——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