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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产阶级：理论与实践（国外社会建设理论比较研究丛书；“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定价：￥68.00
中产阶级是20世纪全球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也是西方社会学中有着长久和持续影响力的研究领域之一。在世界学术史上，亚里士多德、马克思、伯恩斯坦、米尔斯、贝尔和古尔德纳等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在这一领域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巨著。本书以和谐社会的建构为背景，聚焦于西方中产阶级的理论与实践两个基本维度，在导言中对西方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与理论演进做了梳理；分上、中、下三篇分别讨论了西方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现代资本主义时期和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时期与中产阶级相关的主要理论及培育中产阶级的实践策略；最后在结语中将中产阶级的成长纳入中国视野，讨论了社会转型与中国中产阶级的再造、路径及中产阶级的培育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作者指出，扩大中产阶级即中等收入者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比重既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中国梦”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周晓虹，男，1957年生于杭州。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先后出版《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现代社会心理学》《现代社会心理学史》等著译作二十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九十余篇。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特等奖，2009年当选为“国家级教学名师”。
王浩斌，男，1972年生，2006年获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6—2009年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陆远，男，1981年生，2010年获南京大学社会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张旭凡，女，1981年生，2010年获南京大学社会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副教授。
导言：西方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与理论演进 最近十余年来，关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其中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讨论更吸引了众多社会学家的关注（陆学艺，2002；周晓虹，2002b，2005a；李春玲，2005；李路路、王宇，2009；陆学艺，2010）。从现实生活的变动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狂飙突进式的持续发展、GDP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房地产市场的开放、消费政策的改变以及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张，自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出现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进入21世纪以来，1949年后已经消失的中产阶级开始出现并迅速崛起，连同城市化一起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最壮观的历史景象。 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崛起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讨论，其中包括中产阶级的基本特征和阶级属性、中产阶级兴起的社会意义、中产阶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产阶级对消费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拉动作用、中产阶级与中国社会的稳定，以及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考虑到在今天这个全球经济乃至文化一体化的时代，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任何议题的讨论仅仅限于某一个国家已经变得不切实际，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和理论演进，这对我们理解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命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切实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不远的将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者，将是最实在也最易为人所理解的“中国梦”。 一、中产阶级：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性产儿 尽管“中产阶级”概念十分流行，但由于中产阶级本身的历史流变复杂，不同的学者在使用“中产阶级”一词时的理论背景和理解各异，因此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有关中产阶级的界定。在已有的社会学文献中，罗列于“中产阶级”标签之下的相关内容不仅繁杂，有时甚至互相矛盾、大相径庭。尽管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将会论述，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世界的圣哲亚里士多德就使用过“中产阶级”的概念，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则是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儿。正是近代以来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摧毁了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带来了阶级结构的变化和都市化的推进，进而促成了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才最终导致了中产阶级这一特定的人群共同体或阶级共同体的形成（周晓虹，2002a：21 22）。 按19世纪英国法学家亨利•萨姆纳•曼恩的看法，从农业社会及前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种“从身份迈向契约的运动”（转引自Tonnies，1988：182）。尽管按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现象古已有之，但在前工业社会，社会分层地位常常是由先赋因素决定的，此即曼恩所说的“身份”（status）；直到在工业社会，那由后天的经济社会和自致因素决定的社会分层地位，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阶级”（class）。事实也是这样，在18世纪中叶欧洲重农主义者使用“阶级”（class）一词之前，人们通常使用的是“status”、“estate”或“order”：前者强调的是各个不同群体的经济功能，以及与此相关的职业因素，而后者强调的则是身份的差异（Pilbeam，1990：3）。可以说，正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决定人们的社会分层地位的那些决定性因素。从这时起，阶级成为社会分析的重要单位，而与此相关的中产阶级及其概念也开始在现代意义上被广泛使用。 严格意义上说，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怀有高度的敏感，并且最早注意到中产阶级出现的人还是马克思。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现在仍然广为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也是最早论述阶级及社会分层的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尽管马克思在单纯论战性的文章中大多持二元化或极化的资本主义分层模式，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995a：273），但他在其他许多文章中也使用过更复杂的包括其他阶级在内的分层模式。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但使用过现代意义的“中产阶级”的概念，而且可以认为他本人就是这一概念的最早创用者之一。在有关中产阶级的历史文献中，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用德文写成的《共产党宣言》。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流动时，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马克思、恩格斯，1995a：280）。马克思的多种著作的中文版中那个被称为“中等阶级”或“中间阶级”的群体在德文版中为“mittel klasse”，在英文版中被译作“middle class”。因此，可以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版中使用的“中等阶级”、“中间阶级”的概念就是我们这里的“中产阶级”。据不完全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9卷中，直接论及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地方就有83处之多（陆梅，1998）。在马克思那里，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而中产阶级的划分依据，基本上仍然是这一群体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另外，不仅马克思最早使用了中产阶级的概念，而且他还多次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马克思、恩格斯，1973：653）。这样的论述虽然与马克思的其他论述似乎有些矛盾，但却与中产阶级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实态十分吻合。 在马克思之后，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其壮大也引起了其他许多学者的关注。例如，在法国，许多学者同样注意到了这一阶级的出现，一些法国史学家称之为中等中产阶级（middle middle class），也有的学者称其为小资产阶级（the petty bourgeoisie），而曾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内阁总理的甘必大1872年在格勒诺尔发表演说时则干脆说：“共和国的到来，标志着中等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new social strata）已经进入权力机关。”甘必大所说的“新社会阶层”，就是19世纪50—70年代之间法国因经济增长而不断壮大的新兴集团，“新阶层”也成了这个新兴集团最广为接受的称谓（宋亚萍，1999）。 认真考证起来，虽然像甘必大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都对中产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