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伴随着岳飞形象不断被重构的过程，有关岳飞还我河山、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以及手书前后《出师表》等一系列艺术典型皆成为“精忠岳飞”这一“箭垛式的人物”的附加内容。在此视域之下再来辨别《满江红》词作者之真伪，兹从一、外证：文献载录与时评；二：内证：作品内涵与风格等两大方面来看，亦是托名岳飞之“制作”。进一步考察原词作者，当出自明代边事危机时尤其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后，某关心宁夏边务却不幸遭贬的上层文官（谪臣）之手。词人面对功名消歇，壮志难酬，遂借古讽今，影射时事，并对朝廷发展“车战”之法对抗北境强虏的基本国策寄以无限希望。词作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人们积极抗战，保家卫国的共同意愿与时代呼声。出于对词作不同的审美标准，裹挟着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在随后的文学经典化价值评判中，文史书写者与一般读者共同创造并见证了这一经典的变迁与成型。
原标题《岳飞<满江红>词再辨伪》—— 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经典地位的变迁》 ；载《中国诗学》2020年第29辑。
提起曹操，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旷世名言，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跃然纸上。可遗憾的是，正史里的曹操从没说过这句话，它其实出自小说《三国演义》（最早出自《世说新语》，《三国演义》在此基础上大幅增加演绎），而白脸曹操的视觉印象则来自民间戏曲大花脸的脚色设定。由此可见，正史人物随着时代不同、阐释者身份的不同其形象被不断重构，反映某一时代的风神。相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对“坏人”的被冤枉其实并没有什么情感包袱，但是如果是岳飞，一个已成为民族英雄、军神的经典人文形象来说，除了相关史实辩证之外，还涉及到文本接受时读者阅读心理、主观情感层面的考量，从而加深了对于“经典”的阐释空间的纵深化。文学“经典”的确立是具备了人类共通审美的本质存在，还是后天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建构的形成【1】，似乎向来各执一端，对于岳飞形象而言，同样面临着这两种情况的辨析。
引言：岳飞形象的重构
一直以来，普通老百姓都对岳飞壮志未酬、身陷囹圄，成为皇权政治下一牺牲品的结局抱以深切同情，体现在戏曲、小说作品里的情感就十分具有代表性，比如有人不惜彻底改写历史，故事结局一变而为岳飞父子未曾蒙难，最后竟收复汴梁，攻破黄龙府【2】，最终将其上升为“还我河山”式的文本政治符号。在南宋孝宗和宁宗二帝对金政策从和谈转趋强硬的政策转向中，朝廷就追谥岳飞“武穆”、追封其“鄂王”为之平反，代表着官方意志与下层意愿的悄然合流。可见在历史人物演变为文学形象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到人们美好愿望与政治诉求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朝堂之上所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干预，上行下效，很自然地就被重构成为一件艺术典型，一个胡适说的“箭垛式的人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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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代神仙通鉴》叙，宋徽宗时，相州汤阴岳和妻姚氏有娠昼寝，梦见一铁甲丈夫入曰：“汉翼德，当住此。”【4】即是说岳飞乃是张飞转世。而关于岳武穆为张飞或神人转世的说法，一直广有流传。在明人小说《列仙全传》中说到，宋政和年间吕洞宾帮助皇帝捉鬼，特召金甲丈夫现身，竟为真君关羽，皇帝问及张飞何在，羽遂言张飞如今“已为陛下生于相州岳家矣”【5】。在清代短篇小说集《西湖佳话》中也说到岳母分娩时，梦见一金甲红袍身长丈余的将军走进门来，大声道：“我是汉朝张翼德也，今暂到汝家。”【6】更如流传广泛的清人说部《说岳全传》中，因为佛祖身边的大鹏鸟啄死了女星官，被如来罚入凡尘转世轮回，后转世投胎到了河南相州一户员外家庭，其人正是岳飞【7】。这些神话传说在民间口口相传，风行不已，凡此种种，皆为岳飞形象在民间文化“小传统”中的真实反映。
除了民间神话传说之外，正史与雅文学的作者文士也参与到了岳飞的形象建构中，表明代表精英叙事的“大传统”同样显示出这一情感趋向。相传岳飞手书“还我河山”石刻，根据张政烺在《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的精审考证，其实此四字出自民国八年（1919）童世亨的《中国形势一览图》增修十四版。张政烺说：“我曾见过古往今来著录石刻文字的书无数，和碑帖铺打交道已五十年，所见拓本成千上万，内中曾见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的各地刻本。但是没有岳飞‘还我河山’四字的拓本。可以肯定地说，‘还我河山’石刻二十世纪以前不曾有过。”【8】确定了这是一个建构过程。又如“岳母刺字”这一在《说岳全传》中大肆渲染的刻画，同样地史源堪忧，纵观有宋一代史籍，此说并无切实出处。惟见岳飞子岳霖、孙岳珂两代人“毕其心力”搜集父祖遗文事状撰成《金佗粹编》、《鄂王行实编年》等书彰功辩冤的正面记载中，只是在《鄂王行实编年》中看到：“绍兴三年(1133)九月，岳飞因剿寇有功，高宗赐宸翰于旗上，曰‘精忠岳飞’，令先师行之次建之”【9】。直到元朝脱脱修纂《宋史》，其中《何铸传》和《岳飞传》多依《鄂王行实编年》，才有“尽忠报国”刺字的记载【10】，其说流行，正在小说通行之后。又如世传南阳卧龙岗岳飞手书武侯《出师表》石刻，上有“绍兴戊午年秋、岳飞识”草书跋语，笔法飞腾，苍劲峻拔，堪称卧龙一景，可最早出现却在明代，联系到岳飞本出身行伍，忙于行军打仗，并不以书法闻名，所以历来备受争议【11】。而岳珂当年也并没有提及与此有关的任何信息。即便是岳飞生平最为人传颂的大战兀术的朱仙镇大捷，其实亦为岳珂在《金佗粹编》和《续编》中精心编造、子虚乌有之事，此后更为小说家敷衍流传，宋史泰斗邓广铭早有专文揭之【12】。实际上，岳飞距朱仙镇尚有四十五里时已班师南旋。李裕民亦有专文指出岳珂在《金佗粹编》和《续编》中加工、夸大之处甚多，包括参战金兵人数、死伤人数、岳家军人数（并非10万）、岳飞由未参战到参战（郾城之战）、颍昌之战的战绩等等【13】，为了使岳飞形象高大完美，岳珂在记述中肆意拔高，前后矛盾之处不胜枚举。
由上可知，不管是民间“小传统”还是精英“大传统”，对事件的书写都未逃过主观情感因素的左右，有关岳飞形象的演变随着阐释与建构的介入已成为一个层累的文化符码。因此，关于世传《满江红》一词是否是岳飞所作也就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必要用实证精神继续叩问之。对于《满江红》来说，三百多年的文献断层始终是最大的疑点。三百余年间，撰诗话、词话者罕言其文采，金石学家们则不愿考校其碑文（此词较早见于碑刻）拓本，按照梁启超古书辨伪法第六法：“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14】以此观之，此词自当在怀疑之中。由于“求真”始终是学术范畴内最重要的考量，考察岳飞形象在后世被“重构”“经典化”的过程，进一步体会其背后文学阐释、阅读经历的发生机制、历史成因，在文学史上亦颇具重要意义。
一、证伪：《满江红》作者非为岳飞的内证与外证
关于《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后略）作者之真伪的辩争，历时漫长。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余嘉锡率先提出《满江红》真伪问题【15】，为何此作三百多年来不见流传？之后半个世纪以来，词作真伪就成了文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段公案。概言之，所有论争要皆分为“证真派”和“辨伪派”两大阵营。“证真派”的代表人物：唐圭璋、程千帆、姚雪垠、邓广铭、王曾瑜、王瑞来、缪钺、周汝昌等。“辨伪派”的代表人物：余嘉锡、夏承焘、钱钟书、饶宗颐、刘子健、张政烺、杨镰等。对阵双方可谓旗鼓相当，词学宗师、文史巨匠都一一出手，孰是孰非？从情感上来说，岳飞作为一个经典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求真”始终是考证的根本目的所在，正如余嘉锡所说：“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16】其言自是。
早在1964年，饶宗颐就撰《贺兰山与满江红》【17】一文对这首词在明代出现的时间轨迹作过梳理，《满江红》首次出现于载籍并以岳飞署名，是从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袁纯《精忠录》开始——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文献来源。袁纯，典汤阴教谕，编辑此书的年代大概在1451、1452年，书成则在1455年。如这个时间轨迹没有问题，那么《满江红》词之撰作至少应在景泰六年（1455）或者二年（1451）之前。这就与继余嘉锡之后扛起证伪大旗的夏承焘所力主的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后“明人发愤而作说”时间上正好接榫，二者相距仅三、五年，换言之，这当是一首应时而作的时政词、悲愤诗。
关于“辨伪派”的主张，目前现有的主要思路及观点有三：
一、此词宋、元三百年不见载籍，突然在“土木堡之变”后的明代中叶出现（余嘉锡、夏承焘等）。
二、此词受到元杂剧《东窗记》的影响，在明初经元杂剧唱词“怒发冲冠”等改编而成（王霞等）。
三、此词杂糅了前人词作如宋词、元曲等相关词作句法，在明代中叶另行创作而成（钱钟书等）。
第一种看法，夏承焘认为作者是王越或其幕府文士，已被后人推翻，不须论矣【18】。
第二种看法，王霞等人提出，尤具代表意义。王霞在其《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一文中指出《满江红》词是借鉴、改写了【女冠子】的唱词创作完成。传统文学经典的成型其实一直是这样一个漫长的层累过程，此词亦应作如是观，且看出自元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简称《东窗记》）的【女冠子】唱词为：“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功成汗马，枕戈眠月，杀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言愁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19】这就是《满江红》词所本来源之一。《东窗记》明显带有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