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知名画家吴湖帆先生（1894-1968）以中国笔墨描绘的原子弹爆炸

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原子弹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时至今日，原子弹在历史和人类命运上的功过一直众说纷纭。美国作家、核历史专家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1937-）1986年出版的《原子弹秘史——历史上最致命武器的孕育》（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是一部早期核武器史以及20世纪上半叶现代物理学史的权威著作，是关心原子弹创世全过程及人类命运不容错过的书。

本文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为其所撰写的导读，介绍了该书的特色和影响。

原子弹创世

人类命运在科学面前颤抖

文 | 方在庆

来源 | “返朴”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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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从仅仅只是科学家头脑中的一个构想，到研制成功，再到具体投放，是20世纪上半叶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人类迈入了一个随时可能被集体毁灭的后原子弹时代。这一时代始于苏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疯狂的核军备扩张。苏联解体后的后冷战时代并没有改变人类的危险处境。这一过程值得任何一个关心人类未来的人深思。对于原子弹及其早期历史，已有数不清的著作从不同的侧面、相异的立场进行了描述。美国作家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1937- ）1986年出版的《原子弹秘史——历史上最致命武器的孕育》（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是其中最具特色的著作之一。

1995年英文版

要将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通俗而又不失专业水准，引人入胜而又不过于琐碎的方式呈现出来，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平铺直叙的编年史方式太常见了，吸引不了多少人。过于专业的讲解，又会让大多数门外人望而生畏，毕竟没有几个人会对具体的技术细节感兴趣。如何能神形兼备，有血有肉，逻辑有序，线索分明，非有高超的叙事技巧不可。

罗兹通过交替地切换场景，只用两个人就把整个故事串起来了，呈现出一幅首尾相连，交相呼应的画面。这两个人就是利奥·齐拉（Leo Szilard，1898-1964，通译西拉德）和尼耳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他们是罗兹这本书的双核。只算动员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上书一件事，齐拉就可以青史留名。仅用量子力学的奠基者身份，玻尔就能永载史册。但他们对历史的贡献远不止这些。齐拉和玻尔都参加过曼哈顿计划，对于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各自贡献了独特的力量。齐拉是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中率先反对实际运用原子弹的人之一，“二战”后又不遗余力地倡导“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运动。玻尔早就预料到了原子弹可能会导致核军备竞赛，天真地设想通过与苏联分享技术来达到世界和平。他试图影响世界各国领袖的做法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差点身陷囹圄。但在他身上体现的“开放”精神在“科学共和国”里生根发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齐拉和玻尔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科学家积极入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缩影。

齐拉（左）与玻尔

01

究竟由谁来告诉我们历史？是专业精深的史学家，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叙事高超的小说家，还是亲历亲为的当事人，具有悲悯情怀的科学家？抑或常显浅薄万金油式的多面手？在我看来，好的历史应该是由兼具以上特点的深刻的多面手写出的。罗兹就是一个有思想深度的多面手。

让我们体验一下他的叙事风格。故事一开始，作者把齐拉置于大萧条时期伦敦的一个十字路口。齐拉究竟向哪里走还不确定。“他可能没有任何目的地；他常常一边走一边思考。另一目的地随时都会冒出来”。紧接着作者用了一个比喻：“就在他横穿大街时，时间在他面前裂开一道口子，他看到了一条未来的路，看到死神将走进这个世界，看到我们的所有悲哀、种种事物的幽灵即将来临。”在这个现实与幻想交替的场景之后，罗兹慢慢引出了齐拉独特的身世。

齐拉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虽然匈牙利在外强中干、虽处于鼎盛时期但矛盾重重的民族众多的奥匈帝国内部具有某种特殊的地位，但犹太人在匈牙利的处境并不比在帝国其他地方强多少。教育或经商是他们少有的几条改变命运的途径。齐拉最早在匈牙利学习工程，后到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德国首都柏林学习物理。在此期间，凭着他的机敏和聪慧，他与许多物理学大师，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从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冯·劳厄（Max von Laue，1879-1960）处获得博士学位。爱因斯坦对他的博士论文非常赞赏。

爱因斯坦（左）与齐拉

齐拉是一个好动的人，热衷于发明。1924年到1934年间，仅他自己（包括与爱因斯坦一起）就向德国专利局申请了二十九项专利。他与爱因斯坦合作申请过电冰箱专利，但因噪音太大，而没有投入实际生产。齐拉比美国物理学家劳伦斯（Ernest O. Lawrence，1901-1958）还早三个月提出了回旋加速器的基本原理和总体设计（劳伦斯因回旋加速器获得了193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32年中子被发现后，齐拉就被原子核链式反应是可能的这一事实所迷住。他正确地预测了这种反应的后果以后潜在的能量来源。为此，他在1933年为这一想法申请了专利。在哈恩（Otto Hahn，1979-1968）与他的学生和助手施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1902-1980）在1939年发现裂变后，没有人比齐拉更为担心。他积极主动地让美国政府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如果原子弹先让纳粹德国制造成功的话，那可不是一件闹着玩儿的事。是他动用爱因斯坦这张名片，亲自“导演”了由爱因斯坦签名的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仅凭此项，他在历史上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正是由于齐拉懂得工程设计，因而建议使用无硼的纯石墨作为缓冲中子的装置，才使得他与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两人参与的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得以成功运行。1939年，为了反抗军方对科学研究的横暴干涉，他在纽约发起了科学家之间的自愿保密运动。

费米

一时间，齐拉在科学界里呼风唤雨。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43年，齐拉跌至人生的低谷。他与曼哈顿计划的军方负责人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1896-1970）之间的冲突到了几乎不可调和的地步。一开始，格罗夫斯还勉强能容忍他，因为如果把他置于曼哈顿计划控制区之外的话，可能会更加危险。到后来，格罗夫斯实在忍无可忍了，想直接开除他。

格罗夫斯

怀有偏见的格罗夫斯把齐拉当成“敌国侨民”，建议“在战争期间拘禁他”。相比于格罗夫斯对奥本海默的欣赏与力保，他对齐拉的敌视与不容耐人寻味。人与人之间是不是也存在天敌或“克星”？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齐拉将自己从1939年到1940年期间的文档整理出来，其中包括向罗斯福总统的谏言，以及他在强化美国、英国和法国物理学家中自愿保密方面所做的努力。为了在与格罗夫斯的较量中取得上风，齐拉决定孤注一掷。他的策略是，曼哈顿计划使用了他在此之前有关反应堆的发明专利，为此必须付费。这让曼哈顿计划的军方负责人格罗夫斯以及控制曼哈顿计划的科研发展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OSRD）局长万·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等人始料未及。顽固的格罗夫斯大概也认识到了齐拉并不好惹，曼哈顿计划缺了他还真不行，不得不收敛自己咄咄逼人的锋芒。齐拉也见好就收，明白格罗夫斯也并非等闲之辈，他必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他们之间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建立互信。这里面除了双方的个性使然，更是由所持立场不同所致。较量的核心实际上是控制权的问题。齐拉不相信能用命令的方式让科学家发挥作用。他认为只有在曼哈顿计划内部实行真正的学术民主，才能切实推动它的工作。与奥本海默与军方尽量配合，有时甚至委曲求全的协商方式不同，齐拉不惜以冲突的形式来反映科学家的心声。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其间穿插了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各退一步，妥协收场。作为补偿，齐拉接受了军方象征性的付给的一万多美元。

还在战争期间，齐拉就意识到，如果用原子弹来结束战争，一定会引发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而如果又没有人防患于未然的话，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从“二战”结束一直到他逝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不知疲倦地寻找手段减少核战争的威胁。他是“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的主要发起者之一。在他生命行将结束时，1962年组织了一个非营利的组织：“宜居世界委员会”（Council for a Livable World），目的是减少核武器的威胁，增加国土安全。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如立法、游说、研讨会以及将支持这一信念的人选入国会等活动来影响武器控制。为了反对核战争、反对试验核武器，防止核武器对人类的危害，他不断地给世界各国领袖写信，呼吁世人关注核武器的危险。

齐拉兴趣广泛，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独创性。除了热衷于专利外，他还开辟了许多新领域。早在1929年，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论一个热力学系统在智能生物干预下熵的减少》（ber die Entropieverminderung in einem thermodynamischen System bei Eingriffen intelligenter Wesen），就引起学界的关注，被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