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民

在前一篇文章《抗战期间苏联给了中国政府多少援助》中，说的是苏联给予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这种援助是通过政府间协议公开进行的。但有一种援助却只能秘密进行，这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予中共的援助。

一、财政援助

中央红军好不容易到达陕北，有了落脚点，但部队的军需供给随即成为大问题。

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也意味着红军不能像以往那样，在苏区“打土豪”了。

为了渡过难关，1936年3月，毛泽东想到了宋庆龄，希望通过她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借一笔钱。然而，此时的宋庆龄与宋子文早已分道扬镳。宋庆龄只好将孙中山逝世抚恤金全部取出，又将自己唯一的一处寓所—莫利爱路寓所典押出去，这才凑够了5万美元寄给中共中央。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会师后，军队人数猛增了两倍，吃饭、穿衣问题更加突出。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不得不再请张学良和宋庆龄帮忙。这样虽然解决了一时的粮食需求，得到几万双鞋子和1万套冬装，却仍然有一半以上的部队缺衣少食。当宁夏战役失利，又得知苏联方面不能从定远营提供援助之后，中共中央立即电请共产国际紧急寄送款项。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之前，4月9日，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在肤施（延安）举行会谈，张学良对会谈很满意，拿出2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红军20万元法币。

10月5日，张学良在西安会见叶剑英、潘汉年。叶剑英根据中央的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5万元，另解决一万套棉衣的要求。张学良均表同意，并落实了钱和棉衣事项（到12月西安事变止，张学良共接济红军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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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时期的张学良

10月31日，中共中央将蒋介石到西安大谈“匪不剿灭绝不抗日”的情况上报共产国际的同时，也告诉他们，鉴于陕甘生存状态恶劣，红军主力将不得不进行第二次长征，“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寻求发展。”“惟目前还要坚决同蒋介石在现地区作战，但物资方面万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那里也没钱借了。”

连续的军事失利，加上严冬的来临，被数十万国民党军围困在黄河以西的几万红军，每日所需大量粮食、弹药和药品的消耗外，仅棉衣一项，即需耗费甚巨。张闻天心急如焚地再三致电共产国际，声称：“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多推迟一天，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红军情况之严重。

在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2月初，来自共产国际55万美元中的第一批款项——25万美元到达上海，很快即转送到甘北苏区。

西安事变后，从1937年2月开始，国民党政府每月向中共和红军拨款30万元，缓解了困难，但仍入不敷出，只能继续向莫斯科要钱。

1936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了近200万美元的财政资助。这虽然没有达到中共中央的预期，但也是十分重要的援助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财政支出随之增加，国民党政府的拨款远远不能平衡开支；加之陕北的自然环境严酷，资源贫乏，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税收很少，因此，中共的财政仍然十分紧张。

抗战初期，中共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下面几个渠道：

一是对控制地区的征发。陕甘宁边区经过长期内战，地主经济大部被摧毁了，虽然农民分得土地，但农村经济已破产，需要一定时间的休养生息。而其它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频繁，不像陕甘宁边区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党中央确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战争，即不断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财政基本上靠中央支持。

由于抗战初期中共为争取民心，采取轻徭薄赋政策，税收等征收相当有限。以税收收入为例，陕甘宁边区1939年仅有658213元，占财政收入8847427元的7.4%。因此，这几年边区人民的负担是很轻的，边区政府所征捐税只有进出口贸易累进税、皮毛税、盐税和救国公粮4种。以公粮来说，1938年至1940年全边区分别只有1.7万石、5万石、9万石，分别占当年细粮（小米）产量的1.4%、2.8%、7.6%。另外，由于抗战初期边区政府对领导农民发展生产未引起大的注意，对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在思想上也不太明确。因此，边区和各根据地的生产自给率很低。

此外，地方党组织弄来一定数量的黄金，支持了中央财政。这方面山东的胶东特委贡献很大。地处胶东的招远盛产黄金，是中国第一个年产万两黄金的县。侵华日军小川支队1939年2月武装占领招远县城后，成立北支那开发公司，开始了对黄金资源的疯狂掠夺。为防止八路军渗入，日军对成品金实行全面管制。为了虎口夺金，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常设机构——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在这个组织领导下，矿工们和日本鬼子及伪军进行机智灵活的斗争，矿工们有时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有时干脆在矿井将金矿石砸碎带出来，甚至出现同一座矿山，日本人在南边掘进，中共在北边挖洞的状况。中共胶东特委还通过创办秘密金矿，组织地方武装伏击日军的运矿车、运金车等方式，把矿石秘密运到共产党控制的炼金厂，再将成品金通过地下交通站运往延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招远人民贡献黄金多达数万两。

招远黄金通过秘密渠道运送到延安

二是国民党政府发放的经费。关于国民党政府的拨款，国共两党记载差别很大。根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统计，1937年2月至1941年1月国民党政府总共发给中共军队薪饷2733.5万元；根据《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则为1640.7万元。之所以如此，或和中共对经费的处理有关。据时任抗战初期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回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国民党政府按月拨付一定数额的军饷，此款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领取，一半送交延安，一半买成商品，作为光华商店进货，由光华商店供应给机关、部队和群众。”也就是说，这笔经费中的40%很可能没有进入延安的财政账目，而是留在西安办事处，用于采购物资。

三是国内外爱国进步人士的捐助。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胜利，为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国内外各阶层及一些海外华人、华侨纷纷解囊捐助。据陕甘宁边区统计，全面抗战最初几年，国内外爱国进步人士的捐助总共约811.4万元。

当时，各部队（包括一些敌后抗日武工队、县大队、区小队）的经费不但要自己解决，有条件的还要上缴支援中央。据八路军供给部的统计，1937年至1941年，各部队上缴的捐款有账可查的共计892.4万元。

四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款。刚刚进入抗日战争时的中共军队，无论人数，还是装备都处于困难阶段。陕甘宁边区和中共武装要在中日全面战争的对抗中生存下来，仅仅靠国民党政府提供的每月几十万元的经费是不够的。苏联援款就成为了中共经费的重要来源。而且这种援助不同于给国民党政府的有偿援助，它是无偿的。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时，带回了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提供的3万美元。

1938年2月27日，经斯大林批准，决定向中共提供5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于4月28日收到这笔款项中的30万美元，毛泽东还为此开了一张收条。在此之后，王稼祥6月份回国时，除了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外，还带回了莫斯科提供的33万美元（含国际互济会给的3万美元）。

与此同时，1939年6月至8月，共产国际组织了专门的工作组对中共的情况进行研究。工作组通过研究认为，中共在对日作战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大。但他们仍提出应该给予中共援助，除了军事方面的援助措施外，还必须紧急给予八路军资金援助以获得粮食。

基于中共的实际困难，7月25日和9月20日，共产国际分别寄出两笔钱，通过驻西安的林伯渠将钱转给中共中央。两笔汇款的具体数额不明，但应该也是财政援助的一部分。

1940年初，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358280美元的年度财政预算，其中军队经费为30万美元。2月23日，季米特洛夫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两天后，斯大林回复季米特洛夫，同意向中共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

是年，中共中央实

际收到35.31万美元和8200英镑，超出了年初向共产国际

递交的

预算，这可能包括此前拨款尚未到位的款项。

坐落在莫斯科马涅日广场上的共产国际办公大楼

1940年和1941年是中共抗战期间最艰难的两年。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雪上加霜的是，从1940年11月起，国民党政府彻底停发了八路军军饷；1941年2月起停发新四军军饷。他们还阻截国内外给边区的捐助。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5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涉及每一个县。

关于当时的困难情形，毛泽东曾说过：“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941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的2.45万美元；此外，周恩来3月从苏联回国时，随身带回6万美元和7500英镑；同一个月，苏联驻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