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火罐，我就想起父亲。父亲外号叫火罐。他常头痛，便用火罐去痛，日深月久，脑门前就留下深深的印痕。记事起，我和妹妹都不曾叫他父亲，只跟着别人“火罐――，火罐――”地叫。父亲不恼，只温和的笑。我十岁那年夏天，一个叫丙生的中年人赶二十里山路，在热浪滔天的稻田里找着父亲。他要父亲给他治病，他解开右拇指缠裹的纱布，焦急地对父亲说 “无名肿毒，已找了三个土医，都不对头，每换一个，大拇指都要掉团肉，现在差不多掉了半截了。”父亲答应试试，便与丙生回了家，扔下繁重的农活留给瘦弱的母亲和幼小的我们。我们很气闷。那时正是农村双抢时节，双抢是最苦的了，不仅炙热的太阳晒得头皮发麻，而且还有吸血的蚂蝗，难闻的臭屁虫，痒人的稻飞虱。从这以后，丙生每隔三天便跑到我家换药。但我看见丙生，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不仅仅是他让我多吃苦头的缘故。那时家里还不富裕，母亲每餐煮饭都杂拌许多红薯丝儿，红薯丝又干又涩，我最不爱吃。因此，每餐我都是抢先第一个撑勺，先把红薯丝儿掀在一旁，再盛上一碗满满的白米饭。父亲则总是推到最后吃。然而瞧他大口吃着满碗的红薯丝儿，似乎比我吃白米饭还香。但丙生一来，父亲就夺了我的权利，抢了头勺，先盛满满一碗白米饭端在丙生面前。吃着又干又涩的红薯丝儿，我心里直骂丙生，骂火罐……丙生换了五副药就再没有来了。那边传来消息说父亲的药不对头，丙生自己采狐皮叶治好了。母亲很气愤。她说狐皮叶能治他咋早不治？还不是火罐治好了，他怕花酬谢费么？父亲不作声，像摆在柜头上那个熏得黑不溜秋的纯铜火罐。我也相当气愤，简直欺人太甚，我决定报复丙生。我把父亲没用完的药草悄悄地丢在猪栏后面的臭水洼里。父亲曾说倘若病人没良心，这样做，那人定会旧病复发。我想像着丙生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但没过半天，我就看见父亲，打着赤膊、穿着裤叉在臭水洼里用手打捞被我扔得零乱的药草。我万分诧异，大声喊 火罐！你……？父亲偏过脸来，笑着说 “我崽好蠢哦，这法子纯是瞎扯，怎能当真？”“那你为什么又捞上来呢？”父亲笑着说 “这药材难找啊，留下总有用吧。”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说 “就算这法子灵验，你也不能害人家呀。我们庄户人家给人治病，又不是医院，哪能图回报呢。何况丙生本是揭不开锅的人家。”我的脸忽的红起来。臭水洼被父亲搅得臭气难闻，但我还是忍住同父亲一道打捞药草。现在，那臭水洼已不复存在，早砌上红砖瓦屋。但我时常想起父亲打着赤膊、穿着裤叉用手在臭水洼里打捞药草的情景。至于那古怪的法子是否灵验，却再也无从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