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压境

 

    老龄化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百姓幸福指数的负向牵引力。从2011年起的30年内，中国将“跑步”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的慢病患病率是全国平均数字的3.2倍，伤残率是平均值的3.6倍，老年人全年人均医疗费是普通人群的2.56倍。

    到2050年，如今的青壮年将步入老龄，中国需要面对4亿老年人，大约80%的医疗资源需要为老年人服务，那个时候，我们老何所医？

     “很多老年人在急症过后需要加强护理和康复治疗，如果错过这个时期，或者缺乏科学的护理，很多疾病在急症过后会演变成慢病或者导致老人部分功能的丧失，以及残疾的增加。这样病人虽然在短时间内离开了医院，但是从长期来看，他们去医院的频率会陆续增加，于是反反复复，出去进来，实质上是显著加重了医疗系统的负荷。

    尴尬的老年医院

    为了应对逐渐加剧的老龄化趋势，北京市“十五规划”中为老百姓办的60件实事之一，就是将每个城区的一家二级医院挂牌成为老年医院，并将一个三级医院，原北京胸科医院挂牌成为北京老年医院。之后，逐渐在北京十八个城区都挂牌成立了一家老年医院。在应对老龄化趋势中，北京先走了一步。

    首先品尝到这种无奈的是北京市隆福医院。作为挂牌老年医院的二级综合医院之一，隆福医院在挂牌当年就遭受重创。

    西城区老年医院开始时接收了大量从三级医院重症病房转诊过来的亚急症患者。这样的转诊不但缓解了三级医院的压力，也解决了部分苦于找不到医疗机构接收的老百姓的难题。但是就是这样的“双赢”举动，对于西城区老年医院来说却是有苦难言。

    老年人急症后转归很难预测，情况也比成年人更加复杂，这在客观上会明显延长住院周期。除此之外，由于同时患有各种疾病，老年人药品用量也明显高于普通人群。但是行政机关对老年医院的考核和综合医院采取同样的标准。

    “老年医院的处境非常尴尬。政府喊得很响，要办老年事业，要做老年服务，但是却没有任何政策上的支持。”高尔勤显得很无奈，“医保对我们的考核，平均住院日和用药比都是按照综合医院的标准。我们很关注职能部门对我们的考核，医务人员辛苦了一年，但是最后考核结果却排在最后，大家都很难受。这在客观上也让我们追求经济效益，损害病人的利益，和改革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老年医学在我国发展起步是近些年的事情，而三级医院的老年科也多为高干病房的转型。在发达国家地位非常高的老年科，在中国却遭受冷遇。

    从这个方面讲，老年科是出名的不赚钱。试想，同样的病房给心脏科是一个效益，给老年科又是另一个效益，这种状况下谁会去做？但是老年科毕竟是一个朝阳学科，医院并不是不想做，关键是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要有一定补偿和激励机制，光凭医院的社会良知是不行的。政府需要有调控机制，该补偿的应该补偿到位。政府的那只手，应该发挥作用，只要给机制、给政策，这个事情就能做。

    由于老年病学科和老年科都发展迟缓，相应的科研和人才培养相应滞后。“我经常对年轻医生讲，老年科绝对是一个充满光明的学科。老年医学有太多的未知，在美国和英国，都是排在前二三名的学科。

    由于没有成形的经验，在老年学科的发展上，国内仍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对老龄化的社会学研究非常广泛，而医学卫生领域却显得动作迟缓。

    无助的民营资本

    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终于在朝阳安了家。和其他民营机构不同，作为北京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的名声已经远播国外。但是走进松堂的人都会发现，它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医院，而是一家长期医疗照护机构。虽然如此，松堂这些年的善举和艰难也映射了具有公益性质的民营机构在老年医疗领域的大有可为和步履艰难。

    如今，在北京郊区建起的各种养老机构，都宣称是承担医疗照护的养老机构。但是记者随机调查发现，只有少数机构具有一两名真正的医护人员，大部分只收住基本健康且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而且价格不菲。

老年患者在糖尿病专业门诊就诊

    在很多发达国家，只要进入医保主体，国家给的医保政策是一致的，所以医院是谁来建并不重要，本质上都是非营利性质的。但是关键的时候还是需要公立的顶上，所以民营不是坏事，但是只能是一部分的补充。”

中风患者在康复师的帮助下做康复训练

    在这种体系下，专家呼吁应该在各大三级医院和专科医院设立老年科，开展系统的老年病研究，并依托二级或者社区建立类似“个案管理”的档案系统，以更加专业的方式管理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并给予相应的指导，以实现畅通合理的转诊。

    老龄化对医疗系统冲击的复杂性在于：它不针对单个机构，也不针对单个部门，而是对整个战略的挑战。

    在政府层面，由于缺乏具有强大行政统筹能力的专门机构管理老年医疗事业，致使各职能部门无法明晰职责，更不能联合行动，这样便会导致相关政策僵硬、机构碎片化，并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对比在美国具有深远意义的《美国老年法》，我国在1996年颁布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只是将养老的主要责任给予了家庭，却没有为社会机构开展有真正意义的老龄工作奠定基础。

    急诊后的护理康复期对老年患者的恢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养护雏形

    在西城区老年医院开业的第一个月，各方的咨询几乎将电话打爆。“很多家属打电话询问，是否接受需要长期医疗照护的病人。在百姓的观念中，老年医院就应该承担这项工作。但是政府考核时会质疑，病人住了这么长时间，吃了这么多药，为什么不做检查？”

    康复中心的老人需要全方位的康复调理

     “北京新开了很多老年公寓，大部分都只接收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政府举办的养老院，也以生活照料为主，对那些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医疗照护的老人，目前根本没有接收机构。”

    实际上，高尔勤早就有开始护理病区、或者直接开设下属护理机构的想法。“我们一直想开设长期照护病区，但是按照现在的政策，我们只要收一个就要赔一个。政府相关机制的不完善，考核政策的不公平都会让我们背负很大的压力。”

    对于西城区老年医院开设下属护理院的想法，民政部门却表态欢迎，并且指出了现实的道路，即取得临时民营养老机构许可证，然后再交由医院管理。由于民政对这样的机构有一定的床位补助，且收费可以适度放开，因此经营压力会明显减少。“事实上，我们已经启动了这个流程，但是由于去年要应对国庆期间的甲流防控，卫生局就希望我们暂时缓一缓。”

    面对现实，高尔勤还是免不了担忧：“虽然我们拿的是民政执照，但是在老百姓看来，这个机构还是医院。如果我们不能配备医护人员，百姓可能就会不满意，并进而影响了老年医院的声誉。”

    除此之外，医院还有隐忧。高尔勤说：“也许这是整个行业的悲剧。老年护理需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我们也担心这样的机构会使医疗纠纷直线上升。医院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家属：病人住院之后从来不来探视，三番五次联系都没有音讯；但是一旦病人出现异常状况，就会从四面八方冒出来讨说法。这种事情让我们感到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