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题为“写在养老院墙上的诗”，近几年来在互联网上转帖不衰。很多人看了，泪眼迷离。

　　有统计显示，到2008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居世界首位；仅2009年短短一年，老年人口就增加了725万。

　　来自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等部门的权威信息显示，正是从2009年开始，我国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将年均增加800万至900万人；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较当前增长1个亿。预计到2050年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将达4.37亿，约占总人口30%。

　　“我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甚至在某次研讨会上强烈呼吁：“大学应开办养老系。”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实行了30年的人口政策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紧密联系。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每10个年轻人养1个老年人，现在这一比例已达3比1，甚至更高。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指出，未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出现4个老年人、1对夫妇和1个孩子的“四二一”结构。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人口流动的加速，老年空巢率也明显上升。家庭为老年人提供养老照料的能力越来越脆弱，养老越来越成为一个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社会问题。

　　面对这一切，无论从国家战略定位、各类政策倾斜、社会资源分配，还是从社会养老文化的养成、老年人自我心理调节等各个角度衡量，我们准备得怎么样？

　　中国式养老是个什么“式”

　　中国式养老必然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受访专家认为，中国养老模式的选择离不开四个关键词：未富先老、独生子女及空巢、传统文化理念、城乡差距。

　　未富先老，决定了国家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使社会财富的积累速度高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同时更要分好财富蛋糕，提供高质量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满足老百姓现实的养老需求。

　　如今，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开始进入老年。“‘四二一’结构是一个风险型的家庭架构，对养老而言更是如此。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空巢化的发展，养老服务社会化成为了我们的必然选择”，人口问题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穆光宗教授说。

　　与此同时，中国人浓厚的亲情牵挂和孝文化氛围，使“不离家”养老成为大多数老年人的盼望。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也使农村养老面对着更为复杂的困难，养老体系需要城乡统筹。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是深刻的、长远的”，穆光宗说，确实需要对这一问题作出中长期的战略规划。与他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主席孙忠焕。他在今春的提案中，提出应确定养老事业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切实把发展机构养老事业纳入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落实到区、街道两级组织每年的工作规划中。#p#分页标题#e#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长期跟踪中国社会化养老进程，在大量调研基础上，目前正在会同有关方面起草“十二五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该司副司长苏国向本刊记者勾勒了中国式养老未来的发展模式，即以居家养老管理系统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为了推进发展多层次的养老服务，2009年国家发改委会同民政部安排专项投资，启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同时，研究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制度设计、投融资、行业监管等方面整体谋划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格局，以期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此前，民政部还公开表示，居家养老管理系统在我国老年福利服务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我国应当长期坚持的养老模式。这也就是说，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中国式养老也将以居家养老管理系统为主。

　　2008年初，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10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管理系统服务工作的意见》，就制定发展规划、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贯彻落实优惠政策、建立和完善服务网络、加强专业化与志愿者相结合的队伍建设、培育和发展服务组织、建立服务管理体制以及合理配置资源、整合资源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此之前，北京、天津、上海等一些大型城市已经开始居家养老管理系统试点。然而时至今日，与居家养老管理系统紧密相关的社区服务和社区照顾发展缓慢。调查显示，能够提供上门包护服务所覆盖的老年人比例，城市为55.1%，农村仅为8.2%。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少，专业人才更为匮乏。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梁燕君曾提出加强社会化养老的提案。“从2006年起，天津市就开展了困难老人居家养老管理系统服务试点，但迟迟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主要是因为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以及居家养老管理系统服务护理人员公益性岗位补贴政策尚未落实”，她对本刊记者说。

　　结合天津的试点经验，她建议居家养老管理系统应从购买养老服务补贴、提供养老服务补贴、调整养老服务项目结构等方面入手。包括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发放代金券，给公益性居家养老管理系统服务从业者提供社保和培训补贴，对居家养老管理系统、保护服务、日间照料、紧急援助、社区服务和机构服务等养老服务形式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标准，等等。

　　“民办”困境

　　机构养老被视为中国养老模式的支撑。截至目前，全国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3.9万个，总床位270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16.9张，与发达国家50～70张的平均水平相去甚远，与发展中国家20～30张的平均水平也有不小差距。

　　而且，我国养老机构仍以公办为主，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滞缓。在全国养老服务机构中，农村五保供养机构约占55%；在城市养老机构中，民政部门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光荣院、精神病院等收养性福利机构占59%。#p#分页标题#e#

　　“老龄问题不单是老年人个人和老年人家庭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因此不可能单靠家庭或单靠政府来解决，应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穆光宗认为。

　　早在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的通知》，2005年民政部又下发了《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在规划、建设、税费减免、医疗、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养老机构。但是目前，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困境。

　　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短缺。按现行制度设计，养老服务机构大多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其基本特征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资源提供者不取得经济回报，不享有该组织的所有权。由此不难看出，养老服务机构的公益性质是明确无误的。

　　“也正因如此，其社会融资受到限制”，苏国说。我国《物权法》规定，社会公益设施不得抵押。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对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贷款人的主体资格至今没有明确界定，各商业银行依照各自理解决定贷款条件。而依据养老机构的性质和目前经营状况，其社会融资的渠道就“被卡住了脖子”。

　　其次，国家规定的免征所得税、营业税和车船使用税，以及水、电、气、暖等鼓励性优惠政策长期难以得到落实，导致民办养老机构负担较重。对此，苏国分析道，社会化养老服务正处于发展初期，一些民办养老机构举办者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对政策缺乏全面了解，行业自律和监管也较为薄弱。一些民办养老机构在享受优惠政策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