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全面迎来421家庭时代
发布时间: 2022-03-17

      传统的家庭赡养不堪重负,养老机构服务紧俏、一床难求;继幼儿园“入托难”之后,“养老难”又浮出水面,大幅增加养老设施和服务投入已是当务之急

      一位92岁的老人瘫坐在月坛街道敬老院宽大走廊的轮椅上。他嚷嚷着想站起来,旁边的护工随即用力把他架起,只让他的脚沾沾地,之后又松手让老人瘫坐下去。

      老人已经失去行动能力,加上重度老年痴呆,终日需要护工照料。“如果不送到这里,我们一家人根本没法对付。”85岁的老伴王老太太无奈地看着这一幕。

      在老人身边,还有20多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大多已不能说话或行动。一些老人插着鼻饲管,低垂着头颅,目光呆滞。

      这所专业护理院要照料50位失能老人,但仍无法满足护理院所在社区的需求。这个敬老院常年都有50名老人排队等待入住。

      不论是乡镇集体所办的养老院,还是市属的福利院,北京的公办养老机构一律满员。即使是收费高昂、定位于中高端群体的北京太阳城银龄公寓,近日也只剩下最后两间空房,“过了这周末来,怕是就没有了”。

      3816家养老服务机构、61823张床位,无法满足京城226.6万老人的养老需求。北京一所普通街道敬老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一位老人一般要等两年左右,才轮得上一张空床,“只有等走了一个,才能进来新的。”

      不独北京,在中国各大城市,养老院一床难求。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67亿,约占总人口的12.5%。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1899万,失能老人达940万,部分失能老人约为1894万。

      社会显然没有做好准备。“一个失能老人拖累一家人。”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评论。多年来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以及现代化背景下“空巢”家庭的激增,传统的家庭赡养早已不堪重负。

      在不少社会学者看来,大幅增加养老设施和服务投入已是当务之急。目前,“十二五”规划的31个专项规划已经基本敲定,等待国务院最后的批准。其中出人意料地挤入了一个“冷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这也是这个项目首次正式进入国家的五年规划。

      据了解,规划将明确中央到地方各级的财政资金投入。中央一级的资金规模在百亿元,对中、东、西部则按一定比例进行补贴,最终数字及比例尚未敲定。

      养老缺口

      2009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达73.05岁,人均寿命的增长必然伴随人体机能的老化。虽然全国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目前尚不满3000万人,但随着老龄人口基数增加和寿命延长,数量还会持续增长。在杨团看来,养老服务的提供,可以比做正反两个金字塔:需要养老服务的老年人口结构是正金字塔,失能老人只是最顶端的部分;向老人提供的养老服务则应该是一个倒金字塔,最顶端的那部分老人需要提供最多的关怀照料。

      然而,理论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巨大落差。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8060个,床位266.2万张。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机构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在50张-70张。在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不过23.5张。保守估计,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专业的护理人员更是奇缺。全国所有机构的护理人员仅有20余万人,而拿到护理证的只有2万多人。

      按中国的传统,对老人的照料义务,更多是由家庭承担,但家庭的扶养能力却几乎达到极限,不得不借助于社会机构和服务,这越发加剧了社会养老服务的短缺。

      家庭形态的变化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推手。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至今已有30年。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已步入晚年,中国正全面迎来“421家庭”时代,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和抚养一个孩子的家庭格局日益成为主流,负担极为沉重。

      同时,当前城市化大潮下,人口流动、家庭小型化也大大冲击了家庭旧有的代际抚育功能。民政部及中国老龄委数据显示,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达49.7%。而在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孩子和中年以上的妇女在家留守几乎成为常态。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2008年在山西、陕西、甘肃农村的调查,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一半得自己照顾自己,或由配偶照顾。即使家庭成员尽到照护义务,赡养质量也常不尽如人意。来自社科院的一份《融入社区健康服务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护服务研究》显示,传统家庭照护标准低,专业性差。在农村的农忙季节,家人对老人的照顾容易被疏忽或中断,身边无子女的老人更易被忽略,甚至一些子女在身边的老人还遭遇弃养。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曾透露,农村老人自杀率高于城市老人5倍,农村自杀人数比例占中国自杀人数的90%。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亦在一个公开会议上介绍:“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到5倍。”在湖北京山地区,甚至出现了自杀屋、自杀洞。相当多一部分老人因为患病,不愿拖累子女,选择老屋或荒坡、树林、河沟,安静地自我了结。

      拮据的社会化

      家庭照顾的缺位,以及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社会的支持和介入变得必要而紧迫。而赡养成本的提高,又令家庭不堪重负。

      上述《融入社区健康服务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护服务研究》显示,高龄老人不仅需要问安式照料,即经常性探望,还需要生活照料、康复保健方面的服务。对于老人的照顾者来说,长年照护失能老人也容易产生身心压力和慢性疲惫,他们则需要一种替换性的服务,或是日托服务。根据国际经验,失能老人中还有相当部分需要入住机构,入住机构率普遍在3%-5%。而相较于中国老人的养老金水平,这些服务无疑都显得昂贵。

      按照护理标准,机构收住完全不能自理的卧床老人,与护理员的配备是2:1,基本不能自理的老人与护理员的配备是4:1。杨团根据有关调研粗略计算,人员工资加上护理院住所的设施设备、材料、老人餐饭等,每月仅成本就在1200元以上。在一线大城市,收费则更加高昂。前述月坛街道敬老院严格坚持非盈利准则运营,老人每月的平均收费也在2600元左右。

      这已经超出了绝大部分老人的支付能力。根据2007年15个省份的城镇住户抽样调查,享有固定养老金、离退休金的人员,不到55岁以上老人比重的30%。而为制度所覆盖的人群,所能享受到的待遇也不高。《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水平不过1200元,且仅惠及4700余万人。

      在广大农村地区,没有社会养老金的老人更高达90%。2009年,中国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下称新农保)试点。截至2010年6月底,全国有1697万老人领取了待遇。

      试点之初,新农保待遇十分微薄。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其余则按个人账户中的缴费累积,多缴多得。即使在基础养老金标准甚高的北京,其每月发放标准不过280元。

      据北京大学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6年对全国上万名高龄老人跟踪调查,正是由于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缺漏,69.9%的老人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子女及孙子女。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学者孙炳耀表示,养老服务的需求,正是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才出现,但“我们对养老制度的设计,还在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方面,而对照顾服务这一块没有考虑”。

      鉴于养老机构的紧缺现状和收费偏高,加之居家赡养的传统思维,不少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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