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还存在体制和机制的障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老龄工作迎来全新格局，政策效应逐步释放。但同时政策在基层也存在认识不统一、执行不力、监管不够等现象。一床难求，老年人不愿花钱、不敢花钱、敲不开门，子女有心无力，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现象仍普遍存在。如何破解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老龄政策基层落地中的困惑与出路在哪里？日前，在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黄石松建议，要完善基层治理改革。在”减风险、给动力、激发活力下功夫：要降低基层的风险，文件要更具体和明确，行业规范和标准应走在前面，政策要公开透明；要改变行政运行方式，把项目、资金、技术放到街乡进行统筹；要建立社区老龄人民主参与重大决策等机制，充分调动老龄人的社会参与，充分发挥基层老龄人协会等组织的作用。

　　黄石松在近几年的基层调研中也发现一些政策红利仍然悬在空中。“基层人员反映政策很好、很全面，但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在基层实施中也存在知晓率不高、认识不统一、执行不力、监管不到位等现象，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还存在一些体制和机制的障碍。

　　具体而言：从老龄人和家庭角度来看，不肯花钱，不敢花钱，希望政府为养老买单；老龄人急需整合式、一站式的服务，缺少供应商支撑；老年人容易受骗，消费后对服务质量追溯和监管缺失，缺少维权渠道；子女普遍感觉“力不从心”，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从养老服务供应商角度看，养老市场发育不充分，营商环境仍需改善；受行政辖区制约，跨地区开展业务困难；市场不规范造成“劣币驱逐良币”，价格战在降低成本同时也拉低了服务质量；无论是企业申请补贴还是政府购买服务，均面临程序繁琐、时间冗长、规定太死、钱不好用的问题；多部门协作过程中，一些项目和事项互为前置制约；“减税降费”的获得感不强，融资难、融资贵、整体负担重、人力成本高等实际困难仍然突出。

　　从街乡、社区老龄工作者角度看，事多事杂，人少钱少是最大的困惑。有点钱也不好花、不敢花。“上面给什么政策就做什么工作”“上面提什么要求就做到什么程度”“市区给多少钱就办多少事”。街道老龄工作受制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切割，协调难度大，责权不对等造成工作人员畏手畏脚；“一听说是街道社区组织的活动，老龄人就认为是免费的，至少要有优惠和福利”，而活动中一旦出现了任何问题，老龄人第一个找上门的就是街乡社区，对于这种无限责任街乡社区几乎没有抗风险能力。

　　从基层社会组织角度看，经营资金来源单一，主要包括社会捐赠、政府购买和自身运营三大块，而大部分社会组织过于依赖政府购买这一渠道。因为对政府依赖度过高，运营固定成本高，自营能力弱，不能有效提升自身运营能力前提下，一旦遇到政府撤资，将难以存活。

　　黄石松建议：一要增进共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把老龄政策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全过程、所有环节、全部工作。

　　二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养老问题不能搞一刀切，要按照“分级分类保障”的原则，“保基本”、“促普惠”、“放市场”、“活社会”。

　　三要完善基层治理改革。在“减风险、给动力、激发活力”下功夫：要降低基层的风险，文件要更具体和明确，行业规范和标准应走在前面，政策要公开透明；要改变行政运行方式，把项目、资金、技术放到街乡进行统筹；要建立社区老龄人民主参与重大决策等机制，充分调动老龄人的社会参与，充分发挥基层老龄人协会等组织的作用。

　　四要拓宽学科建设的视野。老年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更加突出。从城市规划、产业经济学、公共治理等入手，应用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和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老龄问题，需要理论体系的创新。脑科学、人工智能、智慧技术为老服务也将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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