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阻断“递减曲线”应对老龄化挑战

　　大家上午好！最近，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一个对话中提到因老龄化而投资不足是一个全球现象，意味着经济学应该把重点更多地转向研究老龄化趋势。而且，中国的老龄化有特殊的严峻性。因此，我想从经济学角度谈一下老龄化有何特点，以及如何应对。

　　一、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都要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那么，“积极应对”这个关键词，就应当是创新养老理念的一个重要的指引。

　　老龄化过去都被说成是发达国家特有的问题。实际上，从长期看，比如到21世纪末，不仅发达国家面临长期的老龄化趋势，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发展中国家也在老龄化的水平上迅速赶超。按联合国分类的最不发达国家也终将要走向老龄化。老龄化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会面临的长期趋势，同时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老龄化在什么时候会到顶点。

　　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未富先老”。过去以为富了以后必然会老龄化，但是如今发现，没富的时候也可以老龄化。把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年龄结构做对比，发现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底座很大、顶部越来越尖的传统金字塔结构。而中国呈现橄榄型状态。相比而言，我国人口结构现状即老龄化程度更接近于发达国家，而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特殊国情。特殊的国情带来了未富先老的特性，这些特性应该在经济学研究中特别注意，也需要在实践中予以解决。

　　创新应对老龄化的理念，主要就是着眼于中央提出的“积极应对”。在具体研究中，消极的态度就是仅仅把老龄人口看作一个负担。15-59岁叫做劳动年龄人口，在这之外的人口，往往被称作依赖型人口。其实依赖型人口是一个传统概念，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把16岁及以上的年龄人口都叫做劳动年龄人口，上不封顶。这在经济学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应该把老龄人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即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载体、创新创意的源泉。在创新实践中，应该着眼于挖掘这个群体的潜力，同时着眼于创造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以提高老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发挥它的人力资源优势。

　　具体来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从经济学角度，特别是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可以看到三个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带有一定规律性的特点。即随着人口年龄的提高，劳动参与率递减、人力资本递减、消费能力递减。这三个递减趋势可以用三条“递减曲线”来描述。这一趋势在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同时中国又有与“未富先老”有关的特殊挑战。

　　二、劳动参与率递减

　　按照新的理念，把16岁以上且上不封顶的人口全部看做劳动年龄人口，在此基础上，用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即平均劳动参与率，全国大约为50%-60%。但是，不同年龄段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在20岁以后，劳动参与率才超过平均劳动参与率，而在55岁之后则再次降到平均劳动参与率之下，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年龄分组大概是在30岁到40岁之间。也就是说，到了40岁最高点之后，随着年龄的每一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都呈下降趋势。这是用一个时点上横截面数据看劳动参与率与年龄的关系。

　　另外，从时间序列数据来看，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预测的16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逐年递减，而且是长期持续性的。如果看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虽然劳动参与率有所提高，但这部分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开始一直在减少。由于绝对数量在下降，即使劳动参与率提高也不足以弥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下降。因此，实际的劳动力供给即经济活动人口还是在减少，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因此，劳动参与率逐渐下降也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如何缓解这一趋势？需要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参与率有各种办法，这里我想讲的是如何提高传统退休年龄之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原因固然是老龄人口增加了，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提高了，然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预期寿命提高了。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健康寿命也自然相应延长。因此，要充分利用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源。

　　有人认为，在一个老龄化社会，社会的创造性会下降，而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发展的光明前景。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政治上不正确，经验上也找不到依据。不能因为要论证生育政策改革的必要性，就寻找各种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论据。有各种各样的事例都可以证实，从个体上看，年龄提高了创造力绝不降低，例如，诺贝尔奖的获奖年龄多年来一直是提高的；从社会层面看，老龄化也不意味着整体创造力下降。

　　三、人力资本递减

　　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在一个时点的截面上可以看到，随着年龄的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是下降的。大体上是在20岁到30多岁的这个年龄段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达到最高，也就是高中、大学本专科、研究生的比例最高。在随后的年龄段，这些较高教育阶段的比例便逐渐下降，而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重明显提高。到了50岁以后，人口的小学受教育程度占比越来越高，而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明显减少。

　　如果和发达国家做比较，就可以看到中国“未富先老”的特点。第一，我国在人口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年龄段上，教育水平显著低于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第二，在美国和日本，20多岁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与60多岁的受教育年限基本没有什么差异，因为这些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足够长的历史，以至于每一个人口队列和每一代人之间，都有大体相同的受教育程度。而中国从最高点开始，年龄每提高一岁，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都会相应降低，到60多岁的时候，人力资本禀赋就非常低了。这是非常现实的制约。我国早就提出渐进式地延迟退休年龄，但在实施上存在难点。难就难在，即使劳动力短缺，临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因其受教育很低而不能保持应有的劳动参与率。这应该算是一个历史遗产，解决问题需要政府的帮助。

　　四、收入水平和消费力递减

　　收入和消费能力随着年龄提高而递减，是另一个经常被观察到的现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了“退休消费之谜”。在发达国家，一般假设随着年龄增长，消费能力提高。因为劳动者工资提高的相当一部分因素是年资序列或者说本人的工作年限。随着年龄提高还会有财富积累，可以转变成收入流。这些因素一般使发达国家年龄大的人收入也高，但是，人们发现消费并随着年龄提高，反而有递减的趋势，也就是所谓的“退休消费之谜”。在中国，这谈不上了一个谜，因为年龄越高，人力资本并不高，其实际收入也未必高，而且有很多人缺少终身的财富积累。

　　如果只看劳动收入而不看财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口的劳动收入只在20岁到60岁之间才是正值，在其他年龄段基本上是零。同时，劳动收入的高峰时期较短，20岁以后，收入水平才超过消费水平，而50岁之后，收入水平再次降到消费水平之下。因此，收入最高的阶段只是20岁到50岁，也恰恰在这个时段人们才有能力进行储蓄。因此，到了50岁以后的年龄阶段上，并不是老龄人只储蓄而不消费，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可见，在这个递减曲线上，既可以看到各国的共同性，也显示出中国的特殊性。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同群体也各自具有与年龄相关的消费特点。例如，老年家庭在医疗保健、食品相关上的消费比年轻家庭多一些。但是在与就业相关和人力资本培养相关的消费方面，则明显低于年轻家庭。与就业和教育相关的消费，将是未来的重要消费领域。如果把老龄人更多地看作是供开发的人力资源的话，他们在消费方面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五、如何阻断“递减曲线”

　　以上考察的三条“递减曲线”，其实只是似是而非的规律现象，未必具有不可避免性，完全可以通过政策调整予以改变和应对。

　　第一，着眼于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要让更多老龄人就业，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方向。我们可以假设当前（2020年）55岁退休可以达到的赡养比0.46%是可持续的，到2030年，要维持同样的赡养比，就必须做到60岁退休。在那个基础上再过20年，即到2050年，要维持大体相当的赡养比，就需要做到65岁退休。其他国家特别是OECD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也证明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值得指出的是，不要围绕法定退休年龄做文章，而要着眼于提高实际退休年龄，真正提高就业能力和劳动参与率，才可能是有效的，并为广大劳动者所接受。

　　第二，对人口进行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培养。未来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是受教育程度更高、技能更强也更容易转换的劳动力。现在的劳动者人力资本禀赋尚不足以符合这个要求。以农民工为例。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也是随着年龄提高而下降。目前他们的平均人力资本，与当前的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岗位是适应的。未来，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特别是机器人(13.390,0.02,0.15%)大量应用之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力资本，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但是，我们按照现在的二产资本密集型、三产技术密集型岗位做参照，在目前农民工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年龄段上，其人力资本都不足以满足未来岗位的要求。因此，必须有一个包括人口全生命周期的教育和培训战略，才能应对未来的科技革命挑战，才能实际提高劳动参与率。

　　根据教育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结论，越是在较早教育阶段上，教育投入的社会回报率也最高。而越是社会回报率高的教育阶段，越应该政府来买单。或者说，传统说法是，教育的社会回报率，按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学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顺序依次降低。固然，我一直在呼吁，如果资源允许的话，首先应该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原因在于它既是社会回报率最高的，又具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功能，同时还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然而，目前年龄偏大劳动者人力资本不足的现状，是当年教育发展不足的产物，是历史的遗产，对这个群体的培训，政府埋单也是义不容辞的。

　　第三，通过制度安排延长人口预期健康寿命。预期寿命的提高并不意味着预期健康寿命可以获得同比例提高。劳动参与率能不能得到提高取决于健康寿命。平均预期健康寿命越长，个体和社会的创造力越高。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该国政府从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出发点，2019年制定出台了一个国家战略，其中提出明确且具体的目标——把预期健康寿命延长3年。类似这样的政策，也应该纳入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政策体系之中。

　　第四，加大再分配力度和提高社会保障的普惠性。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支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已经缩小了，提高生产率越来越需要靠创造性破坏。就是说，提高生产率要求不再把所有的劳动力留在原来岗位上，因为那些无效率、过时的岗位与低效率、过剩的产能是相伴而生的。这意味着，创造性破坏为劳动者带来不确定性即风险。这种风险再加上老龄化，则是更大的风险。创造性破坏不意味着不要保护劳动者的载体——人，因此，更普惠的社会保障才能把人在社会层面予以保护。在OECD国家，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与劳动生产率在统计上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保护越充分，创造性破坏机制越充分发挥作用，劳动生产率越能够得到提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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