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养老、托育建设蓝图

　　近日，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和国家卫健委共同制定的《“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印发，“十四五”时期我国养老、托育的建设蓝图日渐清晰。

　　根据《实施方案》，要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进一步深化养老托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扩大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完善服务体系，更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与此同时，这也与我国放开三孩的生育政策相适应。

　　“托育和养老是直接影响我国人口质量的两个重要环节。我国之前的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发点是刺激生育率的提升，但是效果却不如预期，背后就是托育的成本太高，而且托育机构太少，导致生育意愿不强。”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广东省婚姻家庭建设协会秘书长、红树林高级督导级别心理咨询师叶英扬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未来包括托育在内的配套措施逐步落实，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是整体来说社会配套措施的完善，确实会降低生育的压力。

　　应对低生育意愿

　　在放开生育三孩的政策落地之后，近期多地都在对生育意愿进行调查。

　　近日，为了解西安育龄青年对“二孩”“三孩”的生育意愿，国家统计局西安调查队在西安市抽取100位育龄青年开展专项调研，显示67%的育龄青年只愿生育一个孩子；23%的育龄青年愿意接受“二孩”；可以接受“三孩”的只有8%。

　　其中，收入越高，“二孩”“三孩”生育意愿越低；受教育程度越高，“二孩”“三孩”生育意愿越低。同时，年龄越大，“二孩”“三孩”生育意向越强。

　　济南“三孩”生育意愿调查也显示，20至25岁年龄段受访者均没有生育三孩的意愿，25至30岁年龄段6.5%的受访者有生育“三孩”的意愿，30至40岁年龄段6.1%的受访者有生育“三孩”的意愿，40岁以上年龄段7.0%的受访者有生育“三孩”的意愿。

　　同时，在被调研对象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受访者中，生育“三孩”的意愿最高，占比14.3%；月收入30000元以上的受访者中，均没有生育“三孩”意愿。

　　叶英扬表示，目前青年人的生育意愿偏低有多个原因。首先是经济压力，和中年人相比，青年人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而生育和养育孩子的压力非常大。与此同时，很多青年人也更不受传宗接代的观念的影响，希望生活更自由一些。

　　“而且现在社会的很多保障性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如果真要生育“三孩”，幼儿园、小学的学位是不是够？孩子生病了，儿科医生是不是够？”叶英扬表示。

　　她指出，很多高收入的家庭并没有生育“三孩”的意愿，也与竞争压力有关。因为收入高就意味着职业压力大，特别是一些职场女性，确实有可能因为生育孩子而导致职场上升空间的降低，甚至可能不能再获得升职的机会。

　　尽管出现年龄和收入上的区别，整体来看“三孩”生育意愿并不高，这是为什么？

　　一位职场妈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她没有生育“二孩”，还远没到考虑生育“三孩”的阶段。“我身边认识的一些职业女性，有的在生完“二孩”或“三孩”之后就离开了职场，在长辈并不能很好地帮忙分担照顾小孩责任的情况下，职业女性几乎很难兼顾工作和照顾两到三个小孩，这是考虑是否生“二孩”或“三孩”最大的顾虑。”

　　《实施方案》也指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而当前托育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既面临需求不断扩大、投资快速增长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设施缺口大、运营成本高、人才供给不足等挑战。

　　换句话来说，生育孩子导致经济负担增加，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职业发展受到影响，这就要求社会托育服务跟上发展的需求。

　　董登新表示，“不愿生”的背后，一方面是生养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是生养的环节缺少社会公共服务的配套。这是“欠账”，需要及时弥补，所以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对托育服务的建设。

　　从生育意愿的调查也可以看出，其实很多有经济实力的父母可以负担起生育孩子的费用，但是由于职业和生活压力大，他们中很多人反而不愿意生育“三孩”，这就需要社会服务机构的进一步介入，尤其是托育机构的介入。

　　根据《实施方案》，在托育上的建设任务是，新建或利用现有机构设施、空置场地等改扩建，建设一批公办托育服务机构，支持承担指导功能的示范性、综合性托育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其次，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支持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支持公办机构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探索发展家庭育儿共享平台、家庭托育点等托育服务新模式新业态。

　　引进金融机构降低企业成本

　　而建设托育服务体系，从而提升生育意愿，进而提升总和生育率，与改善我国老龄化的局面息息相关。

　　根据《实施方案》，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十四五”时期我国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需求更为迫切。主要表现为，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202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2.6亿，今后5年60岁及以上老龄人将以每年约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高龄和失能失智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多。

　　在养老服务体系上的建设任务是，首先建设连锁化、标准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提供失能照护以及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行等服务。其次，新建或改扩建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提升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护理能力和消防安全能力，强化对失能失智特困老龄人的兜底保障。最后是扩大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支持培训疗养机构改革转型发展养老，支持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

　　目前来看，在“十四五”时期，普惠性养老和托育机构将进一步发展。

　　为了更好地发展普惠养老与托育，《实施方案》提出要创新机制，对于非基本公共服务，提出发展目标，加大对社会力量的支持，谋划一批普惠养老和普惠托育服务项目，明确项目的类型、规模、融资方式、服务人群及计划开工时间等内容，扩大有效供给。

　　董登新指出，目前我国养老和托育建设都有“欠账”，但相对来说，托育的建设会更滞后一些，但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关口，因为如果无法解决，全面三孩的政策效果会受影响。

　　上述职场妈妈指出，如果托育机构比较完善，包括离家比较近，收费合理，小孩安全有足够的保障，不影响产假之后回到职场，可能会增加她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意愿。

　　为此，《实施方案》提出了相关的补助政策。具体来看，公办养老服务机构能力提升项目和公办托育服务能力建设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原则上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含享受中、西部政策地区）分别不超过床均建设投资或平均总投资的30%、60%和80%的比例进行补助。

　　此外，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采用定额补助的方式，按每张养老床位2万元的标准支持居家社区型和医养结合型机构建设，1万元的标准支持旅居型机构建设。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建设项目，采用定额补助的方式，按每个新增托位1万元的标准给予支持。

　　“目前来看，针对托育的财政补贴，是模仿了对养老机构的财政补贴来做的。”董登新指出。

　　他表示，要更好建设托育机构，一方面要大量开设公办托育机构，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公办机构的运行效率，可以采取公办民营的方式。这既可以节约财政资金，也可以提升运营效率，使更多民间资本可以更快介入到托育的建设工程上来。

　　同时，为了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实施方案》提出，引进金融机构降低企业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对普惠养老、普惠托育企业和机构提供金融支持，鼓励银行、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参与合作，充分发挥“投贷债租证”协同作用，对普惠养老、普惠托育专项行动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降低企业和机构建设运营成本。引导战略合作机构积极对接项目，并针对性开展金融产品创新。

　　这意味着，养老产业和托育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是，此前在养老机构的建设上有一个矛盾，就是很多城市的民营养老机构床位闲置。

　　“我们上个月考察了3个省，共10个城市的养老服务产业，发现不少民营养老院的床位利用率只有30%到40%，这里面和民营养老机构的补贴不到位，很难真的普惠全覆盖有关。这个情况我们在发展托育机构上需要借鉴，要一开始就真的推广普惠性供给。”董登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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