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会开始下降。随着出生率的降低，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此背景下，政策部门需要瞄准关键群体和目标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将劳动供给潜力转变为实际劳动供给。

　　人口变化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人口增长放缓、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深入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采取相应对策措施。

　　人口预测表明，我国总人口还将保持七八年左右的增长，并将在2026年左右达到高峰。此后一路下滑，到2037年下降至14亿以下，到2050年约为13.13亿。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比均将出现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双双保持上升态势。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育越来越少，二是人活得越来越长。国际上，通常将进入老龄化的基本标准定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10%。根据2000年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2%，这标志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相关数据表明，2015年，全世界已经有70多个国家进入老龄化，2050年，全世界将有150个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专家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当我们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老龄化是中国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管什么国家和地区，只要生孩子越来越少，人寿命越来越长，就会进入老龄化。

　　据人口转折理论，人口的发展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人口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第二阶段表现为人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第三阶段表现为人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在人口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人口的出生率大幅降低，使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从而提供了资本快速积累的可能性。受到人口发展第二阶段高出生率的影响，此时的劳动力供给依然充沛，从而提供了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稳定而高质量的劳动力群体是维持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会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25%。随着出生率的降低，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十三五”期间，“人口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降低，而2020年之后，“人口红利”将逐步变为“人口负债”。

　　在此背景下，政策部门需要瞄准关键群体和目标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将劳动供给潜力转变为实际劳动供给。

　　其中就包括：稳定和扩大城镇青年人员就业，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努力将就业困难人员转变为劳动力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优化教育投入结构，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坚实人力资本基础；更要合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探索弹性退休制度。

　　老龄化会带来冲击，除劳动力减少外，还体现在养老金、公共卫生等方面。据相关资料显示，在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公民最高收入点在50岁以后，在他们的支出部分中，保健费用比例最高。而中国的工资收入最高点，平均在35岁就会达到，这表明中老年劳动力的收入比较低，也就意味着老年人的支出，包括养老金、长期护理费用会很少。而老年人得的疾病和年轻人不一样。老年人得的主要是非传染性疾病，比如血管、心脏等老年性疾病，而年轻人得的更多是伤害性、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往往是不可逆转的，需要持续治疗，所以治疗成本比较高。据统计，美国老年人口虽仅占总人口的3%-5%，却占据了整个美国50%的医疗费用。

　　面对此类情况，就需要对老年的医疗模式和观念进行变革。从到医院看病为主，转变为社区管理为主；从以疾病治疗为目标，转变为促进健康为目标。

　　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给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课题，这是我们难以回避的，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