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大城市养老难问题，是当前养老服务最集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专门对加强大城市养老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并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完善养老护理体系，努力解决大城市养老难问题”提出明确要求。“大城市养老难在哪里，如何解难?”近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之下，全国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城市从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入手，立足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养老服务供需实际，找准短板、统筹谋划、创新突破、精准发力，逐步摸索出适合民情、区情的大城市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之路。

　　就近养老：努力实现“一碗汤”距离的养老供给

　　无论是“9073”，还是“9064”，都意味着2.49亿老年人中，90%以上选择居家和社区的方式进行养老。“离家不离心”“一碗汤的距离”成为老年人对就近养老最迫切的需求与渴望。自2016年以来，民政部和财政部已在全国连续启动了3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90个城市被纳入其中，“十三五”以来我国社区居家养老取得长足发展。

　　2016年，北京市颁布《居家养老服务条例》，通过立法引领将社区居家养老作为就近养老服务的重中之重，围绕老年人周边、身边、床边“三边”养老服务需求，构建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养老服务网络，“三边四级”服务体系的建立，让首都老年人就近养老变得触手可及。

　　针对养老服务“问不清”“找不到”的现象，上海市推出社区养老顾问制度，提供政策咨询、资源链接、个性化养老方案定制等服务。100多个社区顾问点、200多位顾问员，提供2万多人次零距离、有温度的服务。

　　重庆市启动“百千万工程”，计划3年内新建100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100个街镇养老服务中心，到2020年，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覆盖所有城镇社区，打造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为数以万计的老年人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

　　南京市试点推行“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将养老机构的床位设到老年人家庭，养老机构通过“互联网+”链接居家老年人，让老年人既满足“养老不离家”的愿望，又享受到养老机构的专业服务。

　　武汉市打通“虚拟网络与实体服务、家庭养老与机构上门服务”之间的时空界限，将全市打造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瞄准刚需：鼓励护理型床位建设成为新风向标

　　“入住优质养老机构要排几十年的队”，诸如此类大城市养老“一床难求”的新闻屡见报端。一边是“一床难求”，另一边又是高空置率，这反映的恰恰是养老床位供给结构的不合理。老年人“难求”的是符合消费需求、服务质量好、价格合理、方便可及的床位，是失能、失智老年人等刚需的护理型床位。

　　上海市持续实施老年医疗护理服务供给增量政策，按照户籍老年人口数1.5%的标准推进老年护理床位建设，鼓励二级综合医院建设老年护理床位，并明确到2022年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数占60%，认知障碍照护床位数8000张。全市建立统一的老年照护评估标准，作为养老基本公共服务的“守门人”。

　　天津市提高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运营补贴标准，通过差别化补贴，鼓励社会办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同时，建立城乡特困人员生活照料护理补贴制度，为完全失能和部分失能城乡特困人员发放护理补贴。

　　杭州市加快推动认知症照护床位建设，全市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的养老机构12家，床位数达700张。目前，该市共有养老机构床位数6.9万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1%。

　　南京、苏州、哈尔滨等地针对失能失智、高龄、独居老人的照护需求，大力发展养护型专业照护服务，通过财政补贴，鼓励养老机构建设护理型床位。广州市建立全市公办养老机构入住评估轮候制度，优先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和失能老年人的刚性需求。

　　要素保障：场地、资金、人才，一个也不能少

　　养老服务供给的要素保障离不开人、财、物(场地、设施、设备等)几个大的方面。大城市养老最大的困难是核心城区设施紧缺，用地难和用地贵，究其原因是养老服务设施规划缺失或落实不到位。抓住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和住宅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落实，就抓住了解决大城市养老难的“牛鼻子”。

　　北京、上海等地编制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提出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要求，并指导各区落到控制详规上，确保建设任务落地。重庆市将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纳入《重庆市法定规划全覆盖计划》统筹布局，在主城区规划布局养老服务设施1356处，从源头上解决了城区养老服务设施选址难、用地难问题。除此之外，盘活社会闲置资产发展养老服务也是一条解决之道。例如，南京市率先提出“两无偿一优先”发展养老设施，目前全市共有42万多平方米社区用房无偿用于养老服务，超过社区用房总面积的40%，公园、图书馆等行政事业单位的闲置用房也可用于养老服务。

　　养老服务业的资金投入大、见效慢、回报周期长，让很多社会资本望而却步。政府资金投入越多，对社会资本的带动也越大，养老服务业发展越快，老人们的获得感就更多。各地的政府补贴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如北京市对社会兴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每新建一张养老床位给予4万至5万元一次性建设补贴;对养老机构根据入住老人身体状况实行差异化补贴，每床每月最高可达1050元。

　　对于养老服务业而言，人才困境是个普遍问题。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通过设立养老护理员专项基金，或“入职奖补”等手段增加养老护理员待遇，通过培训补贴、岗位津贴、技能大赛、表彰奖励等方式大力发展养老护理员队伍，提升职业的社会尊崇度。

　　放开市场：让社会力量成为养老服务业供给主体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破解大城市养老难问题，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重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推动养老服务多元化供给、多层次发展。在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各地顺应发展潮流，为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营造良好环境。

　　北京市对开展连锁经营的工商登记企业，开辟绿色通道集中办理养老机构登记注册;对社会服务机构，准许设立多个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服务网点。试点建设集中式居家养老机构，创新探索共有产权养老服务模式，破解社会资本流动性瓶颈。

　　上海市出台养老企业登记实施意见，新增企业数激增，增幅达200%。培育本地养老服务品牌，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和中外企业在机构养老、社区养老、智慧养老、认知障碍照护等多个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

　　武汉市近年来利用财政资金3亿多元，吸引撬动餐饮、家政、物业、医药等社会资本40多亿元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全市社会办养老机构床位占全市总量的71%。上海市、武汉市等地通过引入国外养老品牌，引导保险资金投资养老社区，探索高端养老服务供给。

　　南京市、广州市公办养老机构全面实行公建民营，目前南京市公办机构40%以上实现公办民营，社会化养老机构占81%，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占50%以上。

　　提质增效：把握养老服务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

　　2017年民政部等六部委启动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各地以此为契机，提质增效，养老服务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天津市近两年补贴4000余万元，鼓励老旧养老机构消防改造，撤并关停严重不达标养老机构近30家;对照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大检查指南，采取“一区一案”“一院一策”，着力补齐短板，整治率达100%。

　　北京市、上海市两地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提档上量，率先探索养老服务综合监管体系。北京市先后发布22项养老服务地方标准，优化完善养老机构、驿站服务质量星级评定制度标准，开展养老服务标准化试点，运营1年以上机构全部建立服务标准或制度体系。在全国率先出台养老服务机构综合监管办法，建立重大及突发事件报告制度。发布《养老行业诚信自律公约》及实施细则，做实信用监管，推动行业自律。上海市制订完善近10个地方性标准和60多个政策文件;将各类“指标评价体系”纳入综合监管，养老机构日常质量监测工作向社会公开结果，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已基本覆盖，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持续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