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离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书桌都维持着原本的样子。

　　那段时间，屋子里比往日更加安静，书桌上依旧是纤尘不染，还摆着那几件简单的文房用具，书桌前的老藤椅微微拉开一个角度，好像在等待着那个相依为伴的再度坐在这里，埋首写字。

　　这张书桌，我从小就看姥爷在旁边写字、看书，用了几十年。用到后来，桌身已经微微向右倾斜，左边抽屉下面的柜门打开、关上也都挺费劲了。

　　这不是一张名贵的书桌，用最普通的木板打成，没有任何雕花和装饰，桌面甚至用的不是整板，而是两块窄板拼起来的，那拼接的缝子相当显眼。样式也是最普通的样式，桌面之下并排三个抽屉，中间的略大，两头的略小。两个小抽屉下各有一个柜门。

　　刚买来的时候，书桌周身漆着一层黄色油漆，年头久了，油漆渐渐斑驳了。姥爷在冀中时期的老战友杨循的儿子有一次注意到了，过了几天拎了一桶清漆上门，把书桌重新刷了一次。于是，新十年，旧十年，刷层新漆又十年，就这样伴着姥爷从大杂院到新楼，又伴着姥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张书桌上的陈设，几十年来，就那么简单的几样，同样是普普通通的款式，普普通通的材质。

　　一只一尺见方的红木托盘，姥爷日常所用的文具都归置在里面。姥爷的文具中，最多的是笔，笔里面，最多的是毛笔。他有一只笔架，铜制的，有古韵，专门用来插最常用的毛笔，取用起来方便。除此之外，还有一只专门放不太常用的毛笔的笔筒，竹子制成，中段光滑，上下两端有竹节纹样，笔筒下用三只脚实木底座托着。

　　红木托盘里还有另外一只笔筒，瓷制的，纵向竖条纹，仿篱笆的样式，拦腰的位置还烧制了一条蝴蝶结。这笔筒怎么看都不太像大作家用的，倒是挺像小学生的文具。这只瓷笔筒姥爷也用了好多年，他的钢笔和红蓝铅笔就放在这里面。

　　除了这三样放笔的家什之外，红木托盘里还有几件小物件。有一只水盂，两寸见方，从小我就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材质，只知道是金属的，很艳的蓝色还透出点紫头儿。形状四四方方，有棱有角。朝天的一面开了个圆溜溜的洞，姥爷自己配了只迷你水舀在里面。这只水舀设计成天鹅的形像，手拿的舀把是天鹅的头，长柄是天鹅的颈，圆圆小小的舀身是天鹅的身体，在小女孩时代的我的眼里，这只水舀简直美极了，是最让我流连的文房小物。虽然姥爷的东西我们从来不敢擅动，但我还是逮住机会，乘他不注意的时候，把水舀拿出来细细欣赏过一次。

　　在多伦道大院住的时候，姥爷的红木托盘里还会放着驼鸟牌墨水和那种市面上最常见的蓝盖子透明瓶身的胶水，搬入新居之后，这两件小物渐渐不见了，应该是用得少了，收进抽屉了。

　　红木托盘的旁边，有一只长方石砚，没纹饰没雕花，干干净净。另一边，常常放着本台历，姥爷喜欢用一天一页的日历，空白的地方很大，写字、记事都方便。这张书桌，经常放的，就是这些东西了。

　　就是在这样一张不起眼的书桌上，诞生了“耕堂劫后十种”等一系列书籍，写就了《亡人逸事》、《母亲的记忆》等名篇。

　　时至今日，我依然能清清楚楚记得这只旧书桌的样子，记得书桌上摆放的每一件东西。固然因为东西简单，但姥爷日常生活整洁到极致的态度也令我叹服。看过好多名人名家的书桌，大部分人的书桌上都堆着大摞的书籍和资料。但是一直以来，姥爷的书桌上，至多有一两本他正在读的书，也是整整齐齐放在桌子一角。姥爷爱书、存书，藏书数目跟很多大家相比不算多，但于一般人而言已经是坐拥书城了，但特别难得的是，在他的家里，无论书房、客厅还是卧室，都见不到一本随手放置的书籍。

　　以收入来讲，姥爷不是一个贫穷的人，但难得的是，他用自己的克制和坚韧营造出一个简单朴实的生活形态，尽量与世俗间的物欲——比如权力、比如利益、比如名气——保持着距离，把对物质的占有减到最低最低，从而回归到一个农民原本的朴素中去，让精神生活更加充实和自由，让感官恢复对细枝末节的敏感，在这样一种回归平凡的生活中，他才得以创造出那些非凡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