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春秋时期(BC770~BC476)缺乏关于人口方面的文献资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我们提倡的是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因此无法在没有任何史料记载的情况下妄下结论。
2、据推算,春秋初期诸侯国和周边不属于周王朝诸侯体系的“蛮夷”政权(如楚、吴、越、庸、白狄、赤狄、陆浑戎、山戎、孤竹、义渠、百越、巴、蜀、百濮等)共计大大小小上千个“国家”。这些国家或部落(部落联盟)多数属于早期城邦或酋邦的性质,一般以很小的城镇(邑、都邑)为中心,包括周边面积不大的农村,实行“国野制”,即将人口分为“国人”(国都和都邑内的人口,即城镇居民)和“野人”(国都和都邑外的人口,即农村居民,主要是农奴和少数民族居民等被统治人口)。
3、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是无法精确统计和计算的,直到战国时期(BC475~BC221)各国陆续开始“编户齐民”后才有较精确可信的人口统计。如果按平均每个政权或部落人口2万左右来推算,那么春秋时期总人口应该在2000万上下。
4、目前对春秋时期总人口的估算有以下几种观点:①袁祖亮估算春秋时期总人口不超过1300万,战国时期人口才达到2000万的规模;②王育民估计战国时期总人口有2000万,反推过来春秋前期人口只有1000万,后期达到2000万,即春秋时期人口在1000万~2000万之间;③赵文林、谢淑君估计战国时期人口有3000万,即春秋中期人口已经突破2000万大关。
5、按比较可信的专著观点来看:葛剑雄先生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主张战国时期人口最高峰达到4500万,秦灭六国后人口应该超过4000万,那么按他计算的1%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反推,春秋时期人口应该在2000万~3000万之间;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地理概述》认为春秋战国时代人口应该是2000万或稍多,不过这主要是战国时期的数据,春秋时期人口应该在2000万以下。因为目前国内学者对春秋时期总人口的估算范围在1000万~3000万之间,差异极大,所以目前只能采取2000万这样一个比较平均、也相对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数据。
6、至于各国人口,那根本无法计算,因为完全没有相关文献资料。在历史学领域,缺乏文献资料的部分就只能留下空白,不允许凭自己的想象来脑补。
姓名 职位任期谭其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2-1986 邹逸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6-1996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1996-1999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1999-2005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地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 2005-2006满志敏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地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 2006-2010吴松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地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 2010-2014张晓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地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 2015-
第一节 中国文化摇篮——黄河的变迁
黄河象一条金色的巨龙,横卧在祖国的北部大地上。它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域面积七十五万二千四百四十三平方公里。黄河流域是我国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其中下游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二、黄河下游河道的迁徙
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其下游河道的变迁极为复杂,从孟津以东至荥阳(南岸)、武陟(北岸)间,因河身为南岸山脉所约束,只是沿着自西而东的方向发生很小的移动,古孟津城在今城北十二点五公里,古黄河更在古孟津城之北,而今黄河则距孟津城仅二点五公里,可见这一段河道向南移了约十公里。武陟、荥阳以下,黄河正式进入华北平原,才有改变方向的大规模改道。改道不仅次数频仍,流路紊乱,波及地域也极为广阔。历史上出现的河道,有如一把摺扇的扇骨,多至数十根。武陟、荥阳是扇纽,扇骨的分布北至海河,南至淮河。黄河的改道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地貌变迁造成极大的影响。
据文献资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约三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九十三次,平均三年两次决口,重要的改道二十六次。清初学者胡渭从古代黄河上千次改道的记载中,予以整理归纳,在《禹贡例略》里提出五大徙之说。后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加上一徙,统称“六大徙”。再加上战国初期前原有故道,概括为七个阶段。分述于下:
1.战国初期以前河道
见于先秦文献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古黄河下游河道“禹河”,也就是“禹贡大河”,根据《禹贡·导水》章的叙述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洛汭”为洛水入河处,“大伾”在今河南浚县,说明古河水东过洛汭后,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然后沿着太行山东麓北行。“降水”即漳水,“大陆”指大陆泽。说明大河在今河北曲周县南,接纳自西东来的漳水,然后北过大陆泽。“九河”泛指多数,是说黄河下游因游荡不定在冀中平原上漫流而形成的多股河道。“逆河”则是在河口潮水倒灌下,呈逆流之势而在今天津市东南入于海。
另一条见于先秦文献的古黄河下游河道“山经大河”,由于《山经》中不见关于河水径流的记载,一直为世人所忽视。近年谭其骧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入河诸水,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载的河北水道相印证,发现“禹贡大河”流至今河北深县后,“山经大河”即由此分道北流,会合虖沱水,又北流至今蠡县南,会合泒水、滱水后,继续北流至今清苑县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霸县北,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入海①。
2.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河道
第三条见于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是《汉书·地理志》及《汉书·沟洫志》的河水,也就是《水经·河水注》的“大河故渎”。胡渭说:“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又东北迳黎阳县南,又东北迳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②。认为是大禹治水以后黄河的第一次改道。
这条“大河故渎”的具体径流是:宿胥口以上与《山经》、《禹贡》河道同,自宿胥口东北流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的一段,胡渭叙述较详;过长寿津后,河水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再折北至东光县西会合漳水,复下折而东北流经汉章武县(今黄骅县伏漪城)东入海。
谭其骧考订,认为这条河道始于周定王五年河徙说虽不足凭信,但这条“大河故渎”的形成很可能早于《禹贡》、《山经》河,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们曾长期并存,造为主次。“约在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汉志》河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此后,《禹贡》、《山经》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③。
战国中期下游河道全面筑堤后,发挥了蓄洪拦沙作用,因而河床比较固定。其间虽曾决溢过九次,最著名的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于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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