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枚“体制外”义工

　　很多时候，我希望为我所在的被称为“无根之城”的地方做些什么。

　　这座城市户籍人口有171万，像我一样统称“外来务工人员”的有864万。人口密度最近“荣升”全国第一、全球第五，商业区经常被排队等着上公车的成千上万人挤占了半条大街；城市从北至南三条主干道没有一天不是被车辆堵得水泄不通；而每天我就这样被人流推着不由自主涌上地铁。但这里的人们普遍感觉孤单。

　　我很能理解这座城市的某大型工厂为什么诞生了“十几连跳”。当我去到他们工厂时正值换班，一大批员工黑压压地涌出厂门，又涌向各个食肆，在街区晃荡。总得有好几千人吧，可是安静得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他们基本没有什么言语的交流，即使并肩行走也是寂然一片。就连那些在当地有些成就的人们，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商人抑或是建筑师之类，在卸下面具时，都会说渴望回到家乡——如果说家乡有这座城市这么好的设施环境，能够获得这么好的社会地位或是如此多财富的话。若是酒酣耳热就该有人开始仰天咆哮了：这××什么一×地方！到处都是金子,可就是没有我的家。

　　我想，总得为融入这个城市做些什么，让我收获这个城市的归属感。我想到了做义工。这个城市义工组织发达，据说注册义工达到了20余万人。著名的“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就源于这里。通过这样一个完善健全的组织平台，我不用费很大力气就能直接达到有需要的人们身边，是个“省时省力”地“奉献社会”的好渠道。

　　但我最终放弃了，源于一次前单位的年中会。很诡异的，我们的年中会在当地一家香火鼎盛的寺庙大堂里举行；更诡异的，茶歇时候一队义工鱼贯而入端出水果和糕点，给我们单位的员工们倒咖啡。我目瞪口呆，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义工们，何以沦落到给事业单位员工端茶递水？

　　随后的时间里，我在图书馆撞见正在帮忙整理书籍的义工，看见了在商业区十字路口维持交通秩序的义工。我更疑惑了：这些本该属于政府公共职能范畴的工作，何以要交给义工？图书馆应有图书管理员，十字路口应有更多的交通管理员，不是这样吗？何以义工成为了政府的免费劳动力？

　　后来我才知道，这城市里的义工组织大本营驻扎在市中心一栋新盖的大楼里，办公室的隔壁是团市委派驻的机构，“最大的领导”是团市委权益部的部长，要成为一名正式义工，需要提交材料“注册”，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方能转正颁发“义工证”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马甲。

　　但我仍然想做些什么。朋友小A开始传授他的“体制外义工”经验，方法很简单：发动人们为流浪的小猫小狗搭窝，在纸箱里铺上布料—放上棉絮—再铺上一层布料，然后将小纸窝送去流浪动物救助中心；组织人们在流浪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蹲点喂食，按时放置食物；带上一批人去养老院，听老人们讲述他们年轻时的事迹或是抱怨子女不来看他们；收集挂历纸给聋哑学校做盲文，因为盲文纸很贵，很多聋哑学校都负担不起。除此之外，就是每个星期要组织两到三次各种各样的群体活动，比如放风筝，比如唱K，比如登山，比如三国杀等等。

　　在杭州、上海、哈尔滨，小A发展了400余人的组织，彼此间相互关心、相互陪伴。

　　既然这座快节奏高强度的城市里有那么多感觉孤单的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己之力建立一个小小的组织，带给他们一些归属感，让他们能有无关利害的朋友一起吃吃饭，一起看看电影，在群体活动中找到点感觉，感觉自己被他人所需要。在打理好自己的幸福感之后，再能向外有所传送，送给无家可归的小动物们，送给需要帮助的老人们、小孩子们。

　　这看起来很像小学生作文的内容，事实上我们要做的也就是小学生作文里出现的那些事。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活计，建立和维持都需要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像这个城市里的大部分人一样，小A工作繁忙，时常加班加点，但只要一有时间，哪怕几分钟，都会将其投入到这项“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水平”的业余活动中去。

　　新人加入，需要给予关注，让他们感受到被承认；谁生病了，需要慰问，让他们感觉还有人记挂；组织活动要安排场地，尽心尽力让大家在休闲时间放松；谁有需要帮助的，联络各地朋友给予驰援，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比“体制内”的义工们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小A总是说很累，但他很开心。他认为幸福就是分享，归属感就是被需要，哪怕只是帮大家做一道菜都会很满足。

　　而我，在这个省份提出“幸福广东”的时候，正在小A的帮助下试图建立这样一个温暖的小群体，将我的业余时间投入到为更多人提供一些小幸福、小温暖的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