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需要改革开放

作者：李华芳

      前一段时间跟茅于轼老师谈到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问题，茅老提到一点，说是中国的富人群体目前由于担心露富遭受嫉恨，所以不愿意捐款，成了中国慈善事业的障碍。在这个前提下，茅老指出类似壹基金这样的小额捐赠或是未来中国慈善的出路。我当时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中国富人的行善传统一直存在，即便是在目前情况恶劣的条件下，中国富豪的捐赠意愿也很强烈，只是有诸多体制性的障碍阻碍了他们行善。

      而且回顾历史，也很容易找到富人行善的印迹。傅国涌在《前辈曾经的境界》一文中提到近代实业家穆藕初先生的事迹。1920年，捐出5万银元成立一个“穆氏奖学贮金”，拜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从北大毕业生中选学生去西方留学。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江绍原，受惠于此。在抗战时期，这些毕业生们集资设立了“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后物理学家杨振宁曾得此奖金。
      实际上不仅是历史上中国富人行善的传统源远流长，即便是在当下NGO发展并不怎么有利的环境中，依旧有富人行善的出色事迹。上海的能近公益基金会是中欧商学院的一群毕业生创立的NGO组织，富而有心，帮助青海的先天心脏病患儿实行手术。而这些患儿原本属于民政部一个为期两年资助项目。但在民政部项目到期后，依旧有患儿未完成手术。能近公益基金会接手了后续患儿的手术费用。

      不管以怎样严苛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富人，富人行善的传统其实并没有中断。有些富人可能是在家乡做好事，而不一定被全社会所知。是以不管历史如何变迁，行善的事迹和方法发生如何巨大的变化，这种与人为善是人性中的一面，都会在历史长河中泛起涟漪。

      最近我还遇上另外一件事情，让我对中国的慈善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感触。原来在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里，早就已经出现过“改革开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实际上公益慈善业已有两股重要的力量。一股力量是自中国传统文化而出的与人为善，另一股力量就是来自海外的慈善公益组织。

      我在华府遇到一位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约翰，约翰有一天给我转发了一个邮件，中间提到一个yale-china的项目，说是自己正在考虑要参加这个项目，来问我是否知道这个项目。我并不知晓，但马上找了些相关的资料来看，结果发现这个“雅礼协会”（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在中国已经有百年行善的历史了。
      雅礼是yale的音译，雅礼中国关注医学研究和教育，成立了雅礼中学、雅礼大学(之后迁至武汉并同另外两所教会学院合并，改称华中大学)、以及现在还在持续运行的湘雅医学院。1951至1954年间，雅礼协会被迫撤出大陆，其后资助钱穆在香港的新亚书院，向新亚书院来美进修的教师提供奖学金。 

      1980年九月雅礼协会重返大陆，开始湖南医学院和耶鲁大学之间医务人员的交流。同年，两名英语教员也被派往武汉大学。这项交流继而扩大到华中师范大学。但时过境迁，雅礼协会不再寻求恢复对原属机构的管理，工作重心也转移到在医学及研究方面开展短期的教育交流，同时恢复在中国的英语教学项目。

      跟雅礼协会的湘雅医学院一样，受助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协和医学院，差不多是翻版命运。协和医科大学的前身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7年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为了避免政治上的争议，这些海外NGO选择了相对而言争议较小的医疗领域。但饶是如此，依旧受到诸多限制。

      实际上不管是富人行善还是洋人行善，所遇到的困境如出一辙，即与国有化慈善形成冲突。而慈善公益事业之所以被国有化，乃是官办福利思路影响下，认为慈善业是“民心所向”的竞争，私人和外资NGO会影响政府的支持率。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误解，因为对于慈善业而言，参与者越多提供的慈善越有效，才越容易获得高的支持率。而通过国有化或者官方垄断慈善事业，将会造成慈善供给的缺乏和低效，反而会加深矛盾，降低支持率。因此，重要的是实行慈善领域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引进外资，这些经济改革上成功的经验一样可以启发慈善公益领域。改革制度鼓励富人和洋人进入慈善领域，不仅有助于慈善事业，也将有助于政府赢得更多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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