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养老院分多种有专业“老人公寓”

　　目前，我国需要长期照护的老年人已超过1500万，并且这一数字还在迅速增长。据统计，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1．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5％。如何给父母养老，如何安排未来自己的养老生活？本报记者对比加拿大和中国的养老现状，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笔者上半年买房时结识了一个从加拿大东部列治文市搬过来的老人，他曾经是个编剧，自由职业者，如今早已退休，正在兜售自己最后一幢房产——是的，他曾经有3幢房，分别在西岸的高贵林港、东岸的蒙特利尔，和他的故乡魁北克省三河市。作为高产编剧，在创作高峰期时，他半点也不为钱发愁，可如今，他必须想办法解决养老问题。

　　加拿大是福利社会，很多中国人都会误会，认为“福利社会人人都有养老金”，其实这里也只有拥有正规、固定工作一年以上的人，才有养老金，因为这类工作会强制性提取工资总额的约5％作为养老基金，而用工单位也需要负担相应的比例，这样到了65岁，一般人就可以按月领取最多相当于平均工资25％的养老金了。我认识的这位编剧是自由职业者，收入虽然不少，却属于“自雇”，没缴纳过养老基金，自然拿不到老年金。

　　不过老编剧并非一无所获：按规定，他可以领取“老年金”和“老年金补贴”。“老年金”针对60岁以上、在加拿大居住满10年、收入比较低的所有老人。而“老年金补贴”专门针对低收入者，这两项相加，每月收入可在1000加元（约合人民币7000元）以上，加上年满65岁的“耆英”（年高硕德者）可享受诸如免交医疗保险金（医疗本身是全免费的）、公交服务免费等福利，基本生活毫无问题。

　　可他必须卖房：加拿大“养房”要缴纳高昂的地税和诸项杂费，足以将老人各项退休金吃光，且加拿大并不流行家庭养老，父母无需补贴成年子女，而子女一般也不赡养老人，因此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卖房，然后住进各种有福利补贴的养老机构。

　　加拿大的养老院分为多种等级。

　　最高规格称为“护理安老院”，这类养老院的入住者为完全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的老人，需由护工24小时照顾。这类养老院费用全免，一般为医院附属，因此也被外国人俗称为“老人医院”，实际上它们并不是医院。这一级别的医院既有公营的，也有教会等机构办理的，但均享有政府补贴，常备护理人员收入丰厚且有保证，并有大量义工协助。

　　这类安老院最大的问题是床位非常有限，申请入住的老人在有的省份需要排队6年才能获批。此外，由于养老院的老人私密空间有限，仅有的“社会联系”只剩几张照片和家人定时或不定时的探望，因此20％的老人会感到精神抑郁。

　　较次一级的是“护士中心”，老人有较多活动空间，但需要护工全天候照顾，一般生活能基本自理的老人，或在“护理安老院”照顾一段时间情况好转的老人，都会被送到这里。“护士中心”除了自由度稍高外，管理和设施跟“护理安老院”差异不大，最大的差别是费用——“护士中心”每天收取一定费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29加元，约合203元人民币），这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普通“耆英”养老金的绝大部分。

　　再次一级为“退休人士之家”，基本为集体老人公寓性质，有护士24小时监护，每天接受1小时医疗检查和护理，社区医生会定期巡访，费用不高，但住在这里的老人如果身体状况恶化，会随时被转送医院，并进而安排去上两级老人院。

　　最普通的为“老人公寓”，55岁以上即可申请入住，房租很低廉（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室一厅每月仅300加元，约合人民币2100元），公寓里各种锻炼和活动设施一应俱全，由于同住都为老人，彼此可以排遣孤独。这类公寓一般都有政府或非营利机构的补贴，由于老龄化现象严重，排队现象同样严重。

　　老编剧的太太年纪较轻，有固定工作且没有退休，因此他们的养老方式是卖掉全部房产，编剧太太在蒙特利尔租了间小公寓继续工作，编剧本人则来到早挑选好的养老地温哥华，住进排了好几年队、终于轮上的老人公寓，每天过着平淡、规律的养老生活。他的子女有空时会来看他，给他带一些食品、衣物和礼物，他的太太退休后也会搬来同住。

　　在中国，情况显然有很大不同。

　　经过多年改革，养老保险的社会化总算初见成效，但一些民营企业、效益不佳的企业，还不同程度存在养老保险金缴纳不足额、不及时的问题；由于不同地区的养老金标准不同，一些进城务工者按照大城市的高标准缴纳养老金保费，退休后却只能按照家乡的低标准领取养老金；和加拿大不同，中国通胀率较高，退休较早的老人，往往很快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

　　此外，许多老人退休后会和子女一起生活，而许多子女并不和父母同城，结果老人不得不每年跑回原住地进行退休“年检”，十分辛苦。

　　老人医疗问题更加突出。目前中国医疗保险尚不足以覆盖全民，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并不能享受，即使被医保覆盖者也存在诸多不便。笔者的父亲在南京退休，和笔者的妹妹一起在北京生活，去年动了肾脏切除手术，虽然是在医保挂钩的北京人民医院做手术，但医药费报销却要本人回南京原单位办理，这对于一个刚刚动完大手术的老人而言，显然极不方便。

　　和福利国家加拿大主要依靠社会福利养老不同，中国目前养老的主要依靠，仍然是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由子女承担赡养老人的主要义务。然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城市化的发展，许多中小城市和农村出现“空洞化”，年轻人都去城市工作，老人不论“依亲”或留守都存在许多不便，造成不少社会问题。

　　不论是福利性的社会养老，或伦理性的家庭养老，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在华裔众多的加拿大，许多华人“耆英”都憧憬一种“平衡养老”，即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这种方式彼此负担都较合理，老人本身也能感受到更多便利、亲情和温暖，可谓皆大欢喜。然而知易行难，在加拿大也好，在中国也罢，要实现这一点，怕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