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盛唐大厦轰然崩塌究竟是谁的责任

 

唐天宝十四年，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叛变，玄宗出长安西逃，盛世大唐在最荣耀的时刻陡然急转直下，再不复万国来朝的气象。

后人常言：国恒以弱灭，唯汉唐以强亡。可唐若强，为何在一场叛乱后就迅速陨落，盛唐大厦的轰然崩塌，真的只是因一场叛乱吗？

兵锋

1、经济与士兵

古人无法像现代人一样理解经济，但每逢乱世兵荒马乱时，都会发现打着打着，不是没有兵了，就是没有粮了，或者干脆是农民手中的粮食不足，闹出了农民起义。

一般面对这样的情况，上层的统治者才会注意到，原先的土地制度出现了问题，而在小农经济的框架中，土地制度与经济直接挂钩，土地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因此，古代每一次大动乱背后，都有着经济因素，安史之乱也不例外。

唐以前，中国经历了井田制、授田制、屯田制，在北魏时期形成了均田制，当时天下战乱不休，人民居无定所，更别说安心生产，为了增强国力，助力农民安心生产，北魏统治者开创性地实施均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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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制的核心就是把土地分给无地的流民，让他们重新回归安居乐业，凭借着这一改革，北魏社会开始趋于安定，经济生产快速恢复，粮食充足，具备了充足的战争潜力。

接受了均田的农民需要承担兵役，于是兵源也有了，北魏按理说可以走向富强，但北魏的均田并不彻底，实施均田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抵抗地方豪强日益严重的兼并土地。

但为了均田整体顺利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免带有了一丝妥协，其中“奴婢可以受田”这一条就让豪族兼并的土地更胜以往，也因为这一条，豪族间盛行了抓“奴”热潮。

少部分民虽然在政府登记后，免于为奴，但不少流民还是被填塞到了豪强家中，豪强又不可避免地被加强了，这也进而引发了府兵制的诞生。

均田制本就要求受田者服兵役，豪强从中操作不仅抓奴多受田，还将奴婢送去服役，然后将其从国家军队士兵变为私兵，西魏时，这样的权贵强势一时，甚至国家军事力量完全由他们掌握，皇帝还不得已用“八柱国”等称呼拉拢他们。

而这些介于国家士兵和私兵之间的兵，将因为被置于军府之下而被称为“府兵”。

2、府兵制

封建王朝自诞生就是为了集权，“八柱国”这种窃取皇帝权利的怪胎随着朝代的演变，也在一步步被打压，隋朝时就取消了奴婢等人的受田，但贵族的田地一直比平民多。

到了唐代，跟随秦王李世民打天下的一系武将崛起，从八柱国演变而来的关陇贵族地位下降，府兵制才有了其真实的样子。

授田于兵，闲时耕作，战时上阵，士兵已经从原先的征兵制变为了军户制，军户制很好理解，虽然还做农活，但战争才是主业，类似于今天的生产建设兵团。

府兵制最大的优点就是吸取了秦汉授田制：立功可以获授更多的田地，秦卒的强横就是因为这一条，上阵杀敌，为国建功，为家立业，要知道土地的重要可是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

靠着这一条，大唐兵锋之强劲，万国不当。

但就像秦汉授田制会走向灭亡一样，唐朝的府兵制也会走向灭亡，甚至灭亡时埋下了一颗唐朝衰亡的“炸弹”。

繁华下的阴影

1、“炸弹”

府兵制兵农合一，保证了发兵的粮草；将不专兵，又保证了将领与士兵并不亲近，无法形成对中央有效的军事威胁；加田于功，又保证了士兵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府兵制成熟后的短时间内，表现了极大的优越性。

在经历唐初短暂休整时期，对外作战不利后，府兵制很快露出了獠牙，太宗时期，唐军就是大唐周边各族的梦魇，无人敢缨其锋芒。

可时间久了，府兵制的缺点就暴露无疑。

第一，因为频繁用兵，将不知兵的情况很快就消除了；

第二，打仗必授田，授田必扩张，大唐陷入了战争陷阱，强则强矣，但开支也不小；

第三，兵农结合随着战事贫乏，再次出现田地荒芜；

第四，军队长官借士兵战死，吞并授田，再次出现了土地兼并的情况。

同时，随着疆域的扩大，以及扩展疆域的均田实行，中央为了掌控地方在对敌第一前线的边疆设立了军政一体的节度使。

暂且搁置后来尾大不掉的节度使，继续说府兵制和均田，到了高宗、武周时期，土地兼并严重，玄宗时期已经难以为继，为了挽救日益荒废的军政，玄宗放弃均田制改两税法，舍府兵而用募兵。

这便是府兵制消亡埋下的“炸弹”，两税法和募兵都是应一时之急，可募兵却无形中壮大了节度使的权势。

本身节度使就掌握了边镇的军政大权，又因常驻方便了其培植势力，而募兵又因为中央政府招募、供给，节度使又减轻了极大的负担，另外，为利而来的募兵，轻易被节度使以财物收买，边镇叛变的潜在风险不断增长。

2、阿谀小人

玄宗时期，玄宗在几代贤相的辅佐下，国力蒸蒸日上，开创了开元盛世。

但达到巅峰以后，玄宗开始耽于享乐，沉迷享受不可自拔，又因为流连后宫，开始宠信亲近后妃的佞臣，比如李林甫。

李林甫，“柔佞多狡数，深结宦官及妃嫔家，侍候上动静，无不知之”，其后暗保武惠妃子为太子，蒙武惠妃相助累迁为相。

李林甫之害，不在排挤贤臣张九龄，而在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提出任用胡人为节度使！

由上文可知，节度使统领边镇，手握一地军政大权，不可谓不重要，玄宗时期也不常设武勋将领为一地节度使，多半由朝中大臣遥领，李林甫自己就曾经兼任陇右、河西两地节度使，

正因如此，李林甫也清楚节度使的“含金量”，便想方设法堵死其他人通过兼任节度使的方式爬上高位和他抗衡。

作为“口蜜腹剑”的代言人，李林甫实现“小九九”的方式没有那么直接，奏疏是这么写的：“文臣为将，怯于战阵，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骁勇善战，而寒族在朝中没有党援。”

文臣提领节度使，一点用都没有，打起仗来，比谁都先弱，不如用寒门吃过苦，一路提拔起来的人，没有朋党为患，还吃苦耐劳，不会疏于战阵；另外胡人也是一个好选择，胡人骁勇善战，一定能保证战斗力。

有理有据，冠冕堂皇，嘴上都是家国大事，心里却都是一肚子自己的算计，李林甫的提议下，确实有不少忠于唐朝骁勇悍将，但安禄山这种狼子野心的人，也得以混入节度使。

安史之乱，李林甫也有助长之过。

引发祸乱

1、红颜祸水

武惠妃死后，玄宗苦于后宫没有心仪的美人，靡费巨甚在民间广纳美女，最终探听自己与武惠妃的儿子寿王府上有一美人名曰杨玉环，便耗费心机，罔顾伦理礼法将其纳入宫中。

天宝四年，杨玉环被册封为妃，其父、兄凭杨贵妃的富贵，一步步进入朝堂，甚至对李林甫都产生了威胁，李林甫靠着后妃起家，自不会与杨家人交恶，但杨玉环兄长杨国忠始终盯着位极人臣的宝座。

一次，李林甫举荐杨国忠的竞争对手，杨国忠怀恨在心，便借审问叛党诬告李林甫谋反，扳倒了李林甫，李林甫自此对杨国忠忌惮不已，临终为了保全家族，不得以举荐杨国忠为相。

但杨国忠非但没有放过李林甫，还和安禄山合谋告发李林甫造反，使李林甫被剖棺戮尸，可见，杨国忠之恶甚于李林甫。

杨国忠为相后，罪过除了为祸朝政外，就是与安禄山争宠。

安禄山本身受惠于李林甫而任节度使，李林甫在世时，收受安禄山贿赂没少为安禄山说好话，让安禄山的为官之路一路绿灯。

杨贵妃入宫后，安禄山又效仿李林甫，不断巴结杨贵妃，甚至拜杨贵妃为养母，使得自己圣眷日盛。

可笑之处在于，杨国忠嫉妒这种圣眷。

2、安史之乱

杨国忠对安禄山的打压是不遗余力的，不是任命将领去牵制他，就是诬告他造反，基本还是从前的老几样。

但杨国忠却忽略了安禄山不是李林甫，首先，李林甫再下贱，也没有认杨贵妃为母；其次，李林甫到底是个读书人，城府深，不代表没有“脸”，安禄山却完全是“滚刀肉”，干着谋反的事，却还能向玄宗表露“赤心”。

但杨国忠的打压还是成为了安禄山造反的理由之一，不过纵观历史，杨国忠罪当不在此，毕竟安禄山自身狼子野心，就算没有杨国忠争宠，迟早也要犯，但这不代表杨国忠是个好人。

如果不是杨国忠接力李林甫，继续为祸朝堂，大唐也不会一触即溃。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由，起兵造反，消息传至长安，玄宗第一时间并不相信。

由于长时间的募兵和节度使制度，中央无力供养中央军，而节度使边军气盛力强，安禄山势如破竹直逼京都。

纵观安史之乱，有历史规律和局限使然，亦有人祸，究其责任，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新唐书》

2、《资治通鉴》

3、《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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