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播出6年，一文回溯它穿越时光的

2023年3月13日刊| 总第3174期

编者按

《白鹿原》是由申捷编剧，刘进执导，张嘉益、何冰、秦海璐、刘佩琦、李洪涛、戈治均、雷佳音、翟天临、李沁、姬他、邓伦、王骁、孙铱等主演的年代史诗剧。

这部剧于2017年5月10日在江苏卫视、安徽卫视正式播出。它改编自陈忠实的同名小说，将原文的魔幻气息适当保留，非线性叙事解构重组，大小人物改写重塑，是一部成功的名著改编剧。

时光飞逝，《白鹿原》的播出即将满6周年，我们编发一篇深入浅出的剧中人分析文，以飨读者。

从经典走向经典，电视剧《白鹿原》不愧为文学作品改编为影像作品的典范之作。能否成功改编原著？这是剧集主创一开始面临的最大困难，甚至可以说是质疑。

毕竟，文学作品的叙事风格与影像呈现之间的差异性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白鹿原》是在深度怀疑之中诞生的。剧集播出后，影像文本以其承续与创新的艺术再造魅力，征服了十分挑剔的观众和评论家们。影像向文学发起挑战，不甘心对文学作品进行简单模仿和低层次复制，展现了今天中国电视剧创作者的艺术阐发能力。

《白鹿原》文学文本和影像文本研究评论的角度很多，本文主要从电视剧即影像文本本身来探讨《白鹿原》中的人物。之所以选择人物为切入点，是因为文学作品的成功得益于文字语言构造的宏阔世界和魔幻意境，而影像文本的成功则是因为剧中的人物群像和曲折故事。

影像文本对文学文本中的人物或增删、或简化、或改造、或裁并，两者得失比较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只从影像文本本身来分析人物。

人物得以站立，是因为其精神及在精神指引之下的人物行动。 电视剧《白鹿原》中人物精神世界既具有传统文化明确指向的符号式象征意味，又具有在剧变世界面前触发的淋漓尽致地碰撞、冲突、调整、蜕变，以及涌动而生的无限性、丰富性和延展性。

人物的精神意涵，既具有“不易”的质的规定性，又具有“变易”的彻底变革性，唯“简易”之道如此沧桑，呼应了华夏大地近现代历史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应和了中华民族经历的惊涛骇浪。

就精神意涵构建而言，电视剧《白鹿原》将人物的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或更多。艺术展现直抵深处，无斧凿之痕迹，几近做到了戏剧冲突的自然呈现，这是电视剧《白鹿原》人物精神图景的独到之处。

朱先生与徐先生

朱先生（刘佩琦 饰）显然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理想人格的代表。

学问贯通古今，豁然通达，心无挂碍，挺立白鹿原，环顾苍茫，沉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的绝唱。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以此为提领，剥茧抽丝，展现传统中国读文人的大境界，是这一人物立得住的关键。

展开全文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黄钟大吕，恰是关中学派张载发出的著名“横渠四句”。张载是关中人，影像文本是以陕西为背景的，朱先生无论学问衣钵还是行为方式都深植大地，具备圆满的自洽性，无生硬之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无畏勇气和使命自觉不可能只是空洞的口号，须历经磨难，方得大境界，传统中国读书人的人格传承有力量支撑。

以现代眼光来看，剧中朱先生的出场实在滑稽可笑，顶一个方帽子。读书人不像读书人、道士不像道士，不伦不类，对着黄土高原喃喃自语，不知所云。然而就是这种看起来滑稽可笑的装扮、如同神经病般的自言自语，隐藏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密码，蕴涵着中华民族探索这个世界的能力和自信。

朱先生一介书生，以实心行实事，平生做过两件大事，一是置生死于度外独闯清兵大营；二是临危受命赈灾饥民，体现出“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大无畏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民本情怀。

朱先生贯穿全剧，对白鹿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红白喜事、生老病死，还是拟订乡约、塑造乡土法则，无论是家族争斗，还是国家社稷，他都始终在场。他以自己的方式，直接、间接地对这片土地产生深刻影响。

当然，朱先生不是万能的，当世界发展潮流汹涌扑来，以不可阻挡之势影响到古老华夏，现代性力量大举渗入，他不再是那个俯仰万机、淡然自若、明了时势的先知，在这个巨大的怪兽面前他也困惑迷茫，因为在书本和经验世界中，这几乎不可能发生。

如果我们把朱先生的智慧抽象为古老中国解读世界的能力的话，这种解读能力在千年骤然之变局面前，仿佛突然之间不知所措了、滞后了，不合适宜了，继而对这种能力产生怀疑。

西学东渐，西强我弱，“旧思想”俨然在被抛弃之列。然而，面对古老中国革命开始的惊涛骇浪，尽管阶段性地表现出超出既往经验的意外和迷茫，但朱先生却以天人之际、历史古今积淀的大智慧，很快就在方法论上拥有新视角，并在国共两党历史对决的紧要关口“卜了一卦”。当然，这一卦是以民心向背为基础的历史推断,“天下是百姓的天下，谁能让贫苦的老百姓吃饱肚子，谁得天下”。

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古老中国解读、把握世界的智慧，其吸纳修复再生能力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华传统文化的接续主张即是明证。

朱先生既超然世外，又对历史大势、现实人生都有深刻体悟，既能以书生之力独闯十万军阵，力挽狂澜，又能萃取人间烟火，在大地上从容行走。

清王朝的灭亡，在朱先生看来不过是一棵死树，在此巨变面前只需顺势而为，不必学遗老遗少高唱挽歌。白嘉轩娶妻，连续“克”死六房，但朱先生运用智慧，以“白鹿仙踪”巧妙化解人心之结。当他驾车拉着怀孕的妻子在白鹿原上走过，乡民们嘲笑朱先生这个贤人、圣人，晚上也是“干那事的”。面对无端的讥讽，朱先生一笑解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夫妻之事，在朱先生那里，不过是顺应天地的自然造化而已。

朱先生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贤人、圣人，显然是被简单化、妖魔化了的古板想象。他知行合一，以行动为榜样，教会了白嘉轩认识到“人有比命还重要的东西”。充分反驳了道德大旗名义之下的无稽之谈，真正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生机勃勃，绝非故纸堆里的腐朽虚伪。

如果说朱先生是读书人的理想人格，那么徐先生（侯岩松 饰）就是读书人的现实人生，如果说朱先生是飘在云端的文学想象，那么徐先生就是落地的生动白描。

徐先生是乡土中国“私塾先生”的代表，他没有“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的圣人修为，更谈不上“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的境界。他只是散落于传统中国大地无数村落中的一个普通的教书匠。

他到白鹿村，适逢何县长到白鹿原送仁义碑，刚好碰上白兴偷吹糖货郎的钱、孩子们哄抢吃糖人，徐先生就对白鹿原的“仁义”大肆嘲讽，他因此称送碑之举为“官民合演的仁义大戏”。

徐先生对外界近乎洁癖，满肚子不合时宜，看什么都“世俗”，与朱先生一见面就掉书袋子，满嘴“天理”“格物致知”云云，是“穷酸”秀才的典型，但肚子饿了，就顾不得坐而论道，顾不得斯文体面，大吃大喝，油泼面吃了一碗又一碗，一下就显出凡夫俗子的原形。

白嘉轩请他留在原上教书，他也摆个谱、拿个架子。他自诩“生来不为名利、不为钱财，更无畏色相”，行为端正，同时迂腐气十足。写在书上、挂在嘴上的道德学问，与道貌岸然、锱铢必较的日常行径，徐先生竟能奇妙地兼二者并序。

他教书时是用心的，只不过完全照本宣科，他教书是有理想的，就是让“仁义白鹿村这块碑”在村里真正立起来。这是秀才的真实模样，他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让人同情、慨叹，同时还有几分敬畏感。

正是这些“穷酸”秀才，在认真教授学问和传承文化，在最底层让延续千年的文脉不至中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让人唏嘘的是，徐先生遭遇文化大变革时代，西学东渐，他的教学传统在历史洪流中过时了、被淘汰了，最终彻底在大地上消失，他的身影定格成为历史永恒的群体记忆。

白嘉轩与鹿子霖

白嘉轩（张嘉益 饰）与鹿子霖（何冰 饰）同样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白嘉轩是仁义当头、不折不扣践行传统规则的乡村理想士绅，而鹿子霖则是名利当头、不折手段彻头彻尾的乡村土豪劣绅。现实乡绅的人生也许更接近于二者的混合体，不大会如此泾渭分明。 用文学典型形象的滥觞来理解，特别适合这两个人物。

白秉德、鹿泰恒是传统乡绅的代表，他们之间的竞争更接近于乡土士绅之间的“君子”之争，虽然他们深知“怂恿你起事的是他们，热闹时往前凑的还是他们，都是林中的鸟，有个风吹草动的，一个都不剩”，但是维护宗法体系的良性运转，“守住这个原”是其共同目标，方式方法更文明，显现出道德、礼教对行为的约束，懂得识大体、顾大局、进退腾挪。

而到了白嘉轩、鹿子霖这一代，则惨烈得多，白嘉轩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一个接一个，而鹿子霖则阴险无比、毫无廉耻，在关键时刻可以随时撕下伪装，露出凶恶贪婪的本性，发出凌厉的进攻。

全剧一开始，白嘉轩与鹿子霖进城，鹿子霖就“被革命”剪了辫子。从“剃发令”到“剪辫运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而全之，也当生而归之”的圣人古训，历史更替中因时因势上演的“剃发易服”，甚至在特定阶段上升到生死存亡的惨烈斗争，在剧中是以喜剧的形式再现的。这预示白鹿原巨变的到来——传统与现代之争由此开始。

白嘉轩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是以身践行“仁义”训示的代表。他缺少深邃远大的历史眼光，但具有感知大地人心的体悟能力，他能够在社会冲突碰撞之中伸张正义，

扫码加微信详细咨询太和智慧养老产品和平台服务！

扫码加微信详细咨询太和智慧养老产品和平台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