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故事中明代官吏形象的文化阐

冯梦龙编辑的“三言”中包含了大量取材于明代的故事①。其中，为数众多的官吏形象是展现明代社会风貌的重要单元，使我们从感性的层面了解到明朝末年国家机器、政治制度在社会各个阶层的运转情况。并且，叙述者在铸塑官吏形象时所持有的文化心理，也体现了他们对明末政风与世风的评价态度。

一、“吏滑如油”：明代吏员在“三言”中的呈现状貌

“官”和“吏”在身份上有显著区别，“官”指称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而“吏”则一般地位较低，品级通常在六品以下②，属于受“官”的管辖执行命令的办事人员。

吏与官的关系是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牵制的。吏需要用良好的业绩博得官员的青睐从而提升地位；官也要依靠吏员的品行和技巧方可提高行政效能。和谐融洽的官吏关系是清明政治的必要基础，例如元代无名氏的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第三折中包拯和张千的关系就是这种理想状态的生动展现。然而这种状态毕竟是文人的勾画，它和现实存在着不小的距离。例如《明史·况钟传》中对《警世通言》里《况太守断死孩儿》故事主人公况钟初任苏州太守时一段故事的记载，可见出明代官吏关系之真实情状：

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钟乘传至府。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钟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谓太守暗，易欺。越三日，召诘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捶杀数人，尽斥属僚之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③

况钟本人就是吏员出身，他明白，官员只有靠极端的强力手段方能制裁恶吏的毒辣。但吏员对长官的阳奉阴违却同样事出有因，往往正是官对吏的肆意轻贱导致了这种局面。实际上，古代吏员在社会生活中的窘迫是很普遍的，元代杂剧《鲁斋郎》、《双献功》里的张孔目、孙孔目都是见欺于权豪却无力申冤的受气包。这种窘境及其带来的后果，在“三言”讲述的明代故事当中有生动的体现，比如《警世通言》第15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④。

小说的主人公金满依靠行贿和乖巧博得了县府“户房司吏”的职务。然而上任伊始的一桩元宝失窃案却让他顷刻陷入窘境，于是被县官不由分说歪派了“嫖赌花费”的罪名而勒令限期赔补，到日赔补不成又险些被当众责打。承担的责任重大，但却得不到上司官员的合理教导和应有尊重，这是明代乃至历代吏员生存境况的常态。篇中丧失人格尊严和安全感的金满只能将压抑和委屈的情绪发泄在家奴秀童的身上，这也就引出了后文拷打秀童，后来又因真相大白而“美婢酬秀童”的全部情节。这篇小说客观地揭示了这样的现状，吏员的生活窘境必然导致了这一群体在上司面前投机取巧、唯唯诺诺，在弱者面前为所欲为、暴戾恣睢的恶劣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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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令史》一文对金满获得差事的过程也有细致的描绘。金满凭借行贿以获得美缺。他升职的途径是“混帐开上去”的，叙述者指出这是“官清私暗”的常态，随之发出了“随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的感慨。在叙写吏员贪酷的同时用“官清”与之对比，似乎“官”和“吏”的操守完全不同，其实这是叙述者摹拟平民视角对社会政治的误读。民众对“官清”的感受往往由官员仪式性的言行得到，而对“吏滑”的感受却是来自实际的体验。吏员的酷恶其实更能体现明代政治和明代社会的真实状况。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是“三言”小说中最全面、直接展现吏员生活状貌及其行业内幕的一篇。与此同时，明代吏员贪酷丑恶的本质在很多篇章中都有所揭露，且在最后面世的《醒世恒言》中最多，诸如以下几篇：

1.《张廷秀逃生救父》(卷20)中的“捕役”杨洪接受赵昂的贿赂，为之杀人灭口，其姑舅弟兄等若干“禁子”亦助纣为虐。本篇在开头处交代了吏胥在灾荒之年克扣贪污赈灾钱粮的恶劣罪行，且又一次感叹“随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⑤。

2.《李玉英狱中讼冤》(卷27)中的焦榕“专在各衙门打干”，且与锦衣卫“极是相契”。他参与杀害李承祖，后来又凭借其与衙门的“关系”将李玉英屈打成招，问成剐罪⑥。

3.《卢太学诗酒傲王侯》(卷29)中的谭遵迎合汪知县的目的，设计各种手段谋害卢楠⑦。

4.《蔡瑞虹忍辱报仇》(卷36)中的胡悦以“三考吏”出身，并企图以此进阶做“佐贰官”。叙述者借这一人物，对绍兴地区官吏勒索诈骗、卖官鬻爵的恶劣风气做了细致介绍⑧。

在明代官场，吏员并非仅仅是官员管辖、利用的对象，他们同时还是官员队伍的后备军之一。“吏员出职”是明代文官常规铨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⑨。前面提到的况钟，《明史》本传载其“初以吏事尚书吕震，奇其才，荐授仪制司主事”⑩；《金令史》中的金秀以及《蔡瑞虹》中的胡悦，轨迹均与此相同。因此，吏员的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明代官场的未来面貌。不过，可能由于统治者意识到了多数吏员共有的恶习及其影响，“吏员出职”的路径从正统年间开始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11)。

二、“正不压邪”：明代官员在“三言”中的呈现状貌

“三言”中涉及明代官员故事的共有23篇，其中16篇里出现了与百姓生活关涉直接、密切的地方官。这些官员都以其位势对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施加了强大的作用，也成为故事情节进展的重要元素。

我们阅读后会感觉到，这些故事中呈现的大多数明代官员形象、乃至这一群体的状貌都是不够光彩的。他们治下的社会风气也给人压抑晦暗的感受。

“三言”故事中的明代官员，大多缺失最基本的责任心。在《苏知县罗衫再合》中，叙述者在本事基础上添加了这一细节：出租客船以挣取外快的王尚书(12)，由于玩忽职守使得“尚书府的名色”成了盗匪用来杀人越货的幌子。这一背景的加入颇有反讽意味。另外在故事的结尾，王尚书不忘让自己的孙女嫁给苏御史以结亲朝廷新贵，但他对由自己的管制不严而酿成的严重后果却并无忏悔之意(13)。叙述者增饰的这些情节足以暗示读者，正是官员的不负责任给社会的黑恶势力提供了喘息的机会。《蔡瑞虹忍辱报仇》中蔡瑞虹的父亲蔡指挥，身为朝廷将领却嗜酒成性，罔顾个人前途与身家性命，同样是一位对社会和家庭都极端失职的官员家长。他的不负责任酿成了惨重的后果：不仅自己丢掉了性命，还把为父母报仇、为家庭雪恨的重任丢给了蔡瑞虹这位少女，使她不得不由此失去贞洁和尊严，最后又因为贞洁和尊严的丧失而不得不抛弃生命(14)。对于这类不负责任的官员，故事的叙述者流露出了明显的失望。即使是《张廷秀逃生救父》这样以大团圆结局告终的文章，叙述者对扭转案情的各级官员同样表示了不屑，认为“官官相为”才是他们真正的办事动机和行为准则(15)。在小说《陆五汉硬留合色鞋》当中，叙述者不仅写到太守的昏聩和狱卒的贪婪，还特意在本事的基础上增饰了潘寿儿的父亲仗官府势力而横行乡里，为所欲为的背景(16)。这一背景的添加即在官府的丑恶面貌和社会的晦暗风气之间建立了明显的联系。它在强化了故事情节阴郁色彩的同时，也隐喻了叙述者的一种观念，即这种道德堕落、秩序失范的社会风气之所以形成，不称职的各级官吏难逃其咎。

甚至在个别的故事当中，叙述者有意地矮化了在本事里原本正派的官员形象，例如《滕大尹鬼断家私》中故弄玄虚、中饱私囊的滕大尹(17)。这一人物不仅算不上“名判案官”，且在“前文本”里所具有的清官色彩亦已丧失殆尽。叙述者在篇末评论道：

众人都认道真个倪太守许下酬谢他的，反以为理之当然，那个敢道个“不”字？这正叫做“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若是倪善继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将家私平等分析，这千两黄金，弟兄大家该五百两，怎到得滕大尹之手？白白里做成了别人，自己还讨得气闷，又加个不孝不弟之名，千算万计，何曾算计得他人？只算计得自家而已。(18)

借助这个被颠覆了的官员形象，叙述者想要传达给“看官”的是，作为社会道义与社会使命承担者的明代官员，已经失去了本应具有的品质，已经不再值得信任与依赖；在这物欲横流、良心缺失的世道上，只有你们自己秉持道德的操守，才能给自己最大力度的保护。

不过，“三言”所呈现的明代官员队伍中同样也偶有亮色，例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的贾石(19)。贾石的身份是“宣府卫一个舍人”，拥有袭官之权，属于官员队伍的后备力量。贾石在危险中珍藏沈炼所抄《出师表》、营救沈炼父子家眷的义举，既出于对忠臣义士的敬仰倾慕，也源自对正派价值观念和纯洁精神信仰的推崇与维护。《出师表》作为贯穿全文、沟通故事前后两部分的线索，是被故事中所有忠义官员坚守的精神信条，也是将他们的命运连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沈小霞》一文亦因此具有强烈的道德指向和鲜明的正派立场，和“三言”中很多色调昏暗、情绪压抑的篇章风格迥异。和《沈小霞》这一立意类似的，还有《警世通言》中由冯梦龙创作的小说《老门生三世报恩》(20)。篇中鲜于同对蒯遇时的报恩，既是对其个人知遇之恩的酬报，也是对蒯遇时不惧权贵“直言敢谏”行为的钦慕，对为国尽忠这一道德信条的维护和担当。当然，通过饱含热情塑造正派官员的形象，以此弘扬崇高道德立场的故事，在“三言”的明代作品中仅此两篇。

三、叙述者的社会文化心理和历史原因

“三言”叙述者对明代官吏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他们以下两个方面的社会文化心理。

第一方面，是他们对个人欲求绝对偏重，同时对社会规范相对漠视。

“三言”中有这样几位被叙述者赞誉的官员形象，他们有的顺遂人情，满足了青年男女的结合心愿，例如《蒋兴哥》中的潮阳知县吴杰(21)，《李秀卿》中的守备太监李公(22)；有的严惩了背义忘恩的薄情郎，对坚守忠贞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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