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周建新,我一直没跟别人主动说起我有女朋友,跟沈小眉也没有提起过,后来是被她偶然抓住证据,并且在她的严刑逼供下才吞吞吐吐地承认的。我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暗藏祸心,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的美女宣布我是名副其实的光棍,有自由恋爱的神圣权利,一方面是不想在此女人面前提起彼女人,女人都是喜欢吃醋的动物,如果知道接近她的男人心已有所属,裤腰带自然会拴得牢一点,至少脱起裤子来不会那么利索。
跟我勾搭的女朋友叫林雅茹,22岁,在武汉这座并不盛产佳丽的城市里,她的漂亮绝对属于半年一遇的级别。她在武汉音乐学院深造过,成绩优异,遗憾的是却没拿到毕业证,在大三上学期就辍学了。她辍学的原因,据她说是因为老爸老妈双双下岗,不久她老爸又患了肾衰竭。家里再也供不起她读书,那点可怜的低保还不够她老爸看病的,为了维持这个家庭,她只得辍学,白天给一些中小学生做家教,晚上则去吉庆街和夜总会等场所卖艺。
2002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采访回来路过汉阳归元寺,一个在寺院外面摆地摊的算命先生硬要扯住我看手相,说我面冒红光,印堂发亮,最近必有喜事。我听了一高兴就甩给他一张50元的大钞。但后来我才发现,如今的算命先生可真是与时俱进,都会玩幽默了。
那段时间,我既掉了手机又丢了钱包,违规停车被交警罚款,采访的一篇稿子还惹来了一场官司,好不容易勾搭上了一个漂亮女网友,结果准备接吻的时候发现她有口臭,他妈的要多霉就有多霉。
日子过得如此郁闷,我很想出去找点乐子。晚饭后打电话给周建新,问他去不去积玉桥附近的“博强”夜总会看演出。他说我不愿意去那种声色犬马、藏污纳垢的地方过资产阶级生活,要堕落你自己一个人去堕落,不要腐蚀伟大的无产阶级。
我听了一时无名火起,我说周建新你他妈的装什么清高,你大学的时候偷偷躲在寝室里看黄色影碟你当我不知道?你今晚要是不出来,我们就枉为同学一场。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还没把手机放进兜里,周建新就打电话过来,姚哥,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你别生气,我刚才只是开开玩笑,你怎么就当真了?这样吧,你晚上在“博强”门口等我。
周建新是我大学同寝室的兄弟,一副孔乙己的派头,满口仁义道德理想抱负,跟女孩子说话都脸红。对我们平常谈论男女之事颇为不屑,大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风骨。那时候,我们寝室有个公子哥儿,家底丰厚,他是我们全系第一个把私人电脑搬到寝室里来的。每当我们围在电脑前两眼放着绿光看A片时,周建新常常摇头作痛心疾首状,说你们都是社会主义的天之骄子,国家栋梁,怎么能这样自甘堕落呢。
可有一天课间休息时分,我跑回去拿遗忘在寝室的课本时,却发现周建新装病没去上课,正躲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看A片。被我窥破秘密后,周建新面红耳赤地求我,姚哥,看在上下铺的份上,你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这个星期我天天请你下馆子!结果那个星期,我吃得油嘴滑亮,足足长了5斤肉。
毕业后,周建新依靠在市委当领导的老爸的关系,在市宣传部谋了份轻松的差事,专门炮制一些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章,他总说我过的是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跟他有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无法逾越的政治鸿沟。
演出9点开始,我8点半就赶到了“博强”门口,这个夜总会的名字充满了性暗示 勃起,强壮,典型的猛男本色。
看看时间还早,我摸出一包精品黄鹤楼,抽出一支烟叼上,一边靠在切诺基的前门上吞云吐雾,一边斜着眼打量在夜总会里进进出出的红男绿女,猜测哪些是跑出来偷腥的奸夫淫妇。据说在夜总会里鬼混的男女,至少有一半是拐带着别人的老公或老婆。
9点整的时候,我正要骂娘,周建新鬼一样地出现了,他西装革履,头发抹得油光滑亮,一根色彩斑斓的领带勒在脖子上,像条剧毒的眼镜蛇。
我笑着说你他妈的怎么打扮得像个嫖客。
周建新一听,立即涨红了脸,他小声地对我说,姚哥,你说话别这么刻薄好不好,要是被哪个熟人听见了,还真以为我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情。
这小子,总是这么死要面子,酸气十足,对一些特殊词汇格外敏感。我记得大学期间,我们几个室友在卧谈会上讨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回事,周建新就认为“做爱”这词很不悦耳,他说那种熄了灯才可以偷偷摸摸做的龌龊事怎么能叫“爱”呢?爱是精神上的交流和心灵上的默契,而肉体的接触充其量只能叫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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